2018年5月31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在北京西城月坛北小街挂牌办公。此后的730天里，带量采购、医保目录调整、DRG支付改革推进等50多个政策文件在这里推敲、制定、发布。
  
  2020年3月5日，医保级别最高纲领——《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公开，这是时隔22年后，再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的，级别最高的医保文件。
  
  2020年6月1日，我国首部健康“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正式落地实施，这部围绕新一轮医改主框架“四梁八柱”搭建法律制度的综合性立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业界认为，其实施将极大程度推动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步伐。
  
  2020年医疗领域的上半场重磅政策不断，并基本勾勒出“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职工互助和医疗慈善服务等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路径。
  
  路径之外，各项重磅政策的背后，是国家关于医保基金亏空的隐忧，是稳固医保局以支付方的角色撬动医疗服务模式转变的决心与态度，更是公立医院压强式的成本管控。
  
  一、两条曲线引发的行业变局
  
  事实上，关于医保基金收不抵支的忧虑，至少已经持续了6年。
  
  2014年，华中科技大学和人民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预测2024年医保基金将面临结余亏空7353亿的严重赤字
  
  从近几年医保基金支出与收入数据来看，这个数字并不是耸人听闻
  
  2014年，医保收入9687亿元，支出8134亿元，随后医保支出费用不断上涨，但医保收入增长幅度一直保持小幅优势。直到2018年，拐点出现，两条曲线相交，医保支出涨幅首次超过医保收入增幅，业内预估，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2023年，医保支出资金将超过医保收入资金，医保资金开始收不抵支，面临穿底风险。

  
  如何扭转医保基金可能穿底的局面，立即成为业内亟待破解的头等难题。
  
  之前，医保基金的监管分散在人社部、卫计委、发改委、民政部四个部门，权利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实现医保基金的高效统筹。同时医保基金作为医疗服务最大的买单者，如何利用这一角色来撬动更多可能？ 在此之下，2018年国家组织机构大调整，集合采购权、支付权、定价权于一身的国家医保局应运而生，并在此后的两年里，大展拳脚。
  
  根据动脉网整理显示，国家医保局挂牌两年里，密集颁布了50多项政策，其核心脉络均指向医保基金“买什么、如何花”等关键问题，且措施明确——开源节流。
  
  围绕节流国家医保局开展了基金监管、药品带量采购、DRG支付改革等系列政策组合拳，倒逼医疗机构向着成本管控的以临床路径为指导规范的医疗行为转变，以实现合理科学降低医保基金的开销。 开源方面，国家医保局依托国家整体顶层设计，力图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把医保基金保障的盘子通过社会化的力量做大。
  
  二、两个文件与医改的基本底色
  
  这一顶层设计，在近期的两个政策文件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中共中央3月5日发布《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这项被业内人士称为是能够为未来十年中国医改定调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1+4+2”的总体改革框架
  
  “1”是指整体目标——“力争到2030年，全面建成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这既是目标，也是总纲，确定了中国医保制度定位
  
  “4”是指“健全待遇保障、筹资运行、医保支付、基金监管四个机制”。这是下一步医保改革的四大领域
  
  “2”是指完善医药服务供给和医疗保障服务两个支撑。这再次表明，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虽改革力度极大，但单兵突进，势必后继乏力，必须联合卫健、药监等部门齐心合力，联动医药、医疗两项改革，方能持续、长远发展。 6月1日，中国首部健康“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正式落地实施，在围绕2009年新医改“四梁八柱”主框架搭建法律制度的同时，也明确提出“建立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题，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职工互助和医疗慈善服务等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这两项重磅政策中，关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描述基本一致，其核心思路是医保负责“保基本”，商业保健或将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规模最大的补充方。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想要承担起“补充”的角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统计，2015年中美医疗费用支出结构来看，美国商业保险占医疗费用总支出的39.6%，个人支出仅占11.1%。而我国商业保险仅占3.6%，个人支出占比则高达35%。同时，参考美国商业保险的发展路径，不排除未来健康保险在我国医疗控费中，也将发挥、甚至扮演监督医疗机构合理用药、科学治疗的关键角色。
  
  三、公立医院压强式的成本管控
  
  同样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其关于是否建立全民医保的拉锯持续了百年之久，直到奥巴马上台，美国全民医保才在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拉锯战中取得阶段性胜利。当然，在任何国家全民医保都不是一件易事儿。我国高达99%的全民医保覆盖率可以说是10年新医改以来最为实打实的成绩。
  
  但光有全民覆盖的医保还不够，医保的另一面是被压强式成本管控的公立医院，如果没有对公立医院的控费管控，再充沛的医保基金都有可能面临资金穿底的风险。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全民医保，一方面取决于医保基金的收入，而另一方面很大程度来自于对公立医院压强式的成本管控。
  
  无论是医保局自成立以来先后推出的“节流政策”，还是2009年新一轮医改二次出发推出的“两票制、零加成、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等系列政策，其目的都极为明确：一是将药品耗材逐步内化为医院的运营成本，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医疗行为能基于成本管控向以临床路径为指导规范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新型医疗设备及人力成本也呈刚性上涨趋势，多重压力之下，医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成本管控压力。
  
  四、政策管控之下，医疗机构的应对策略
  
  成本高压下，医疗机构既不能期望优势学科短期内出现收入显著提升，也不能走过去通过发展来解决所有问题的老路。如何向运营管理要成本，找到能挤出水分最多的那块海绵，是摆在各大医疗机构面前的重要课题。
  
  从医院成本数据构成来看，人力成本约占医院总成本的30-35%，药品耗材的成本则占医院总成本的50-55%，是医院最大的成本支出项。 同时，大部分医院药品耗材供应链管理粗放，院内外协同低效繁琐，极大程度阻碍了供采效率的提升，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及库存成本浪费。在两票制、DRG付费改革等政策持续推进的大环境下，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学科科研方面的竞争，更是供应链的竞争。供应链作为医疗机构管理非常重要的一环，早已与医院的精益运营、成本管控紧密相连。
  
  所以，无论是从药品耗材的采购成本、使用数量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库房成本及人力资源投入的维度考量，医院药品耗材的供应链管理都是那块水分最多的海绵。
  
  锁定“海绵”，接下来就是如何尽可能挤出更多水分，并保证产品质量安全合规的问题。这就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撑，一是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供采环节的高效协同，降低不必要的沟通成本及人力浪费，提升信息交互的高效性与准确性，实现物资的精准、快速配送及医院库存周转率的有效提升；二是搭建科学的数据体系，持续的帮助医院确定在哪个环节能挤出更多的水分，并帮助医院筛选优质的供应商合作伙伴（配送效率高、产品质量佳等），实现联动化、一体化供应链管理模式的构建。同时基于临床数据，不断优化药品耗材消耗模型，促进药品耗材采购数量及成本的科学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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