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一名博士生孕妇杨某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1月14日，死者生前单位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致函北医三院，请求对杨某离世的原因做出公正翔实的调查。这份公函一经网上传播便迅速引发社会舆论风暴。之后医患双方“公函”交涉，在你来我往中事件不断升级、发酵。尽管事件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但“这起多家或顶级或权威的机构参与的事件”无疑让中国的医患关系雪上加霜。此次事件无论最后结局如何，可以断定的是，医患双方没有赢家。那么，此次事件为何会演变成医患两大阵营的对垒，甚至引起舆论混战。笔者且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和解读。

　　威胁和无效沟通只会恶化医患冲突

　　这次孕妇死亡事件折射出人们对于冲突缺乏有效的解决之道。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只要两个或多个人之间有互动，就有可能出现人际间的冲突。弗洛伊德认为，冲突是文明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因为个人的目标和需求常常会与其他人的目标需求相抵触。其实，很多冲突都可以通过妥当的方式得到和平解决。但如果一开始双方只为寻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激烈地相争，则容易使冲突升级，甚至爆发成公开的敌对。

　　当陷入冲突时，许多人都会尝试使用威胁的方式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意志。因此在中国的医患冲突中，就有了各种“威胁式”的解决途径，比如“医闹”，比如“红头公函”，比如“权力”，比如“背景”。然而，社会心理学家所做的一系列经典研究发现，威胁并不是减少冲突的有效方法。威胁和无效沟通只会恶化冲突。

　　为了解决冲突，人们应该互相信任。然而，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恰恰是缺了这种信任。我国的医患关系因信任缺失而日益恶化。尤其是在发生纠纷和矛盾的情况下，缺乏信任的医患双方处于激烈的论战当中，极其关注结果，他们往往对彼此怀有戒备之心甚至敌意。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如果我们对他人怀有敌意，那他人也一定会对我们持有敌对态度。在我国，医生和患者步入了一个恶性心理循环：医患之间缺乏充分的沟通和信任，相互猜疑。患者不相信医生会尽职尽责，医生不相信患者会通情达理。在一次次的医患冲突中，医生抱怨好心不得好报，病人抱怨医生冷酷无情，双方关系不断恶化，在零和博弈下，有效的沟通与协商很难进行。

　　在冲突中，人们常常认为只有一方能得到好处，而使得沟通陷入僵局。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冲突中，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法是存在的。

　　平等接触，是减少偏见的有效途径

　　医患冲突中，诚信缺失表面上看是伦理道德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提出的社会安全阀理论认为，社会应提供排泄敌对和进攻性情绪的制度。在诊疗过程中建立安全阀制度，使各种医患冲突的解决制度化，可以明显降低因压制而导致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破坏作用。在西方社会，医患冲突也很常见，但由于相对中立的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社会服务组织的有效介入，医患之间的直接冲突、暴力冲突少有发生。

　　从医患冲突的现状来看，大多数医患纠纷并不是由于医疗技术差错与医疗质量事故而引起的，更多的是由于一些社会心理因素所致，如医患双方角色认知的偏差、患者对诊治的不合理期望、医患双方对医患纠纷的归因偏差等。可以说，医患之间存在巨大的心理障碍。

　　在我国，医生群体已经成了偏见的对象，而这无疑加深了医患之间沟通的鸿沟。偏见是对特定团体的人所持有的敌意或负面的态度。偏见是双向的：它经常由强势群体加诸弱势群体身上，也被弱势群体加诸强势群体身上，而且任何一个团体都有可能成为偏见的对象。偏见不仅是普遍的，也是危险的。对一个团体单纯的反感可能会令人无情，甚至导致极端的仇恨。对于那种固执己见和偏见很深的人来说，要使他们改变想法是很困难的。即使一个平时在许多问题上都通情达理的人，当遇到他们的偏见领域也会失去理性，并忽视逻辑论证。逻辑论证遇到感情用事时就毫无效果了。这也是此次“北医三院产妇死亡风波”让诸多高知分子、权威机构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原因所在。

　　减少偏见的最有效方式是接触——让内团体与外团体的成员一起相处。然而，光是接触并不够。当人们处于地位不平等的时候，他们之间的接触就很容易依循刻板印象的模式，且地位的差异会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流。如果社会规范提倡并且支持团体间的平等，那么接触可能使偏见减少。所以，我们倡导在医疗过程中要尊重患者的主体平等地位，要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在进行医疗决策的过程中，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应取代以医务人员为绝对权威和主导的观念。新型的医患关系要求医患之间建立平等主体关系、相互尊重关系、参与合作关系。

　　“如今，还有一道墙竖立着。那就是我们中间的心理障碍……对各种事件和声明的曲解和误会构筑了这道墙……试问，我们为什么不伸出信任和真诚的双手，合力将这道墙推倒呢？”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这句话，或许可以为“北医三院事件”下一个小小的注脚。（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