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是每个人人生观最核心的问题，而价值体系的构建则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赖以发展和前进的基石。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行医之初，社会和医务界的价值观都比较单一：大家想的是“为人民服务”，社会倡导的是学雷锋、学焦裕禄等。医学界最令人感动的故事是“为了61个阶级弟兄”，医生们最崇尚的榜样是白求恩。遇到危重患者，接诊的医护人员会马上奋力抢救，不问家属有钱没钱。那个时代，医生的工资级别是固定的，没有奖金与灰色收入，谈不上“爱钱”。但医生职业在社会上是受人尊重的，医患关系是和谐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世界医学新技术、新药物和新设备的引进、应用、推广，医院建筑和硬件条件的改善，门诊量和床位规模的扩大，都有目共睹。门诊、住院患者越来越多，医生和护士们越来越忙。尽管医护人员仍然忠于职守、甘于奉献，医患关系却日趋紧张，看病难和看病贵的怨声不绝于耳。

问题很明确，但不能持消极态度。改变现状肯定需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从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寻求答案，政府应有主导责任。在未来的改革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社会政策应注意更好保护人民的基本生活，在经济发展同时，充分改善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社会保障措施。没有好的社会政策基础，道德和价值观难以做实。

作为当今的医生，尤其是医疗卫生领域的专家学者，应该做什么？我读了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先生的一些言论，感触颇深。其中最让我认同的是，他强调知识分子和学者（当然包括医务界）的价值观、社会责任。郑先生与太太都是学者，他们共同选择简单生活，有较多的时间读书、做社会调查和思考问题。他经常对学业有成的子女们讲，要幸福，就要超越自己的利益，多为社会考虑。他还十分强调，知识分子和学者一定要知行统一，不但要善于找到社会发展的问题和人民大众的需求，并且要结合实际，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身体力行，为改变社会做出实事与实效。

这里讲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当然也包括医务界。“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更强调了医者的责任——不仅仅是对所经治的每一位患者的责任，也有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医药卫生改革、推动医疗保健公平可及的社会责任。

人生恨短，我们不应去挖空心思耗尽体力争名夺利，而是要抓紧时间干正确的事。所谓正确的事，是指符合社会发展进步与人民大众需求，以及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事。办医院、当医生如果背离公众健康和患者利益，违背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盲目求规模、争数量，攀比毛收入，过度医疗，那么无论一时多辉煌，最终都是“一地鸡毛”和一堆泡沫。实际上，这些行为是把神圣的医学事业、令人尊重的医生职业“价格化”了。

郑永年先生说，好的学者就是要不断发现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利用社会的机会为自己赢得“喝彩”。人是有价值的，但要拒绝被价格化。我要说的是，从医有价值，但不能被价格化。

我的母亲生前多次讲，为挣钱就不要选医生职业，医生是需要博爱精神和情感投入的职业，医学生的第一课应是医德课。医生最高兴的事是为患者解除了痛苦，看到患者痛苦而来快乐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