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导师派遣，攻读医学人文硕士专业的医学生王子颖慧，再度回到本科实习的医院进行学习，对于医疗救治、医学意义有了新的观察和思考。对于她的这份成长与收获，身为导师的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尹梅教授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与其说，这是一个医学生向老师的实习汇报，不如说这是医学人文教育的生动呈现。——编者

早上7点钟，我就来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外一病区。一走进医护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宣传语就映入眼帘：“病人，不是单纯的病例，而是满怀期待和希望的人；病人，是我们中的一员，对待他们应像对待我们自己患病时一样；病人，有权向我们提出合理的要求，而我们不应向他们提条件；病人，不是我们的负担，而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和目的所在。”短短几行字，一下子让我感受到医务工作者们对患者的重视。

患者是医生最好的老师

普外一科的“当家人”崔云浦主任的语调总是缓慢而温和，但对学生的要求却是极为严格。在查房时，他经常针对住院患者的小问题进行提问，并循循善诱，一步步启发学生寻找正确的答案。他常说，“每一个病例都是最好的学习教材！”

每周二的下午，崔老师都会带领全科医生包括研究生和规培生进行大查房，有点类似每天早查房的“升级版”。崔老师除了查看患者的病情和恢复情况外，更重要的是指导学生在临床中学习。

为了避免患者产生不必要的紧张情绪，崔老师每次都是在查看完患者的情况、叮嘱完注意事项后，待走到病房门口时才向学生们提问。“患者的哪一项实验室检查指标对疾病的诊断最有意义？”“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都有什么意义？哪一项能辅助判断患者梗阻性黄疸的诊断？”通过循序渐进式的提问，崔老师引导学生善于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并逐渐建立整体的临床思维。

每次查房结束后，崔老师还会带领大家到示教室进行集体的讨论，将查房过程中遇到的疑难病例做详细分析。在学生汇报的过程中，崔老师不时纠正一些不严谨的表达方式，他说：“黄疸和进行性黄疸看似就差了3个字，但实际可能对疾病种类和严重程度的判断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要采取严谨的态度看待病情描述。”在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崔老师再一次强调说，“医生要多去病房观察，像术后引流管的放置时间，以前比较长，但实际的很多观察结果表明，早一点拔掉引流管对感染的预防、康复的促进都有很大的作用。”

一次早会中，崔老师问起病房里一个似乎有些棘手的患者的情况，管床医生如释重负地回答说：“终于出院了。”崔老师并没有责怪这位医生，而是讲述了自己曾经接诊的一位80岁高龄的肝癌患者的例子。患者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几乎没有什么治疗的价值，但家属却不断要求使用各种治疗方法。崔老师没有简单拒绝家属的要求，而是在一次下班后，专门与患者家属进行交流，分析利弊，患者家属终于真正理解并同意了医生的治疗方案。

我想，患者家属对临床决策的理解和接纳，医患关系的和谐，大概亦是由无数个这样的“加班”累积而来吧。

信任是医生前进的动力

不到7点，邰升老师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迅速、高效是邰老师查房的一大特点，我一路小跑跟着邰老师查房。即便是如此快的节奏，邰老师仍然仔细听着患者和家属的每一句描述，在检查患者术后创口的过程中，还不时转过头与患者家属交流几句。临走前，邰老师都会跟患者及其家属说一句叮嘱或安慰的话，语气拿捏得十分得当。

查房结束后，虽然还不到8点，但已经有不少患者等在邰老师诊室的门口了。有的是邰老师以前的老患者，却不是来看肝胆胰方面的疾病，而是来找邰老师看其他病、询问治疗对策。对于每一个前来询问的患者，邰老师都会告诉他们应该挂哪个科室的号，甚至将该科室所在的地址、楼层，以及找哪位医生看病等都一清二楚地写在纸条上。

为什么要费时间把这些内容都写纸条上，而不是让患者直接去门诊挂号呢？邰老师带着些许无奈地解释说：“许多患者不会区分科室，加上医院科室又分得很细，像我们普外科就有10个分支，患者就算知道自己需要去看普外科，也不知道自己的病应该是去哪科？我虽然做的是简单分诊，但起码让患者不那么迷茫，少走弯路。”邰老师看了一眼门外又排起队的患者们，对我说：“患者能找到我，也是对我的信任。”

人们常说信任是相互的，医患间的信任更是如此，这句话在邰老师和一位癌症患者的母亲身上就体现得淋漓尽致。患者是一位年仅30岁的小伙子，却因为巨大的肝脏占位随时面临破裂的可能，手术治疗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就在邰老师有些犹豫的时候，患者的母亲找到邰老师，对他说：“我就这一个儿子，我必须救他，不用考虑钱和风险，只要还有机会，邰主任，您给他手术吧！”这番朴实而坚定的话给了邰老师实施手术的勇气和信心。紧张的手术后，患者的情况一天天地好起来。

看着医务人员和这对母子脸上洋溢着的笑容，我感慨：只要有爱和信任，生命的奇迹就有了发生的可能。

关怀与技术同样重要

年轻的苏老师在工作中十分细心负责。他查房的节奏相对慢一些，对患者嘱咐的东西也稍多一些，他会仔细地告诉带腹带的病人咳嗽的时候怎样能够降低腹压；告诉携带引流管的患者怎样躺着舒适还有利于引流液体的流出，以及开启和关闭引流管阀门的间隔时间等等。

大概是苏老师平时与患者接触较多，又平易近人，患者更喜欢向他询问，有的是细小琐碎的问题。一个患者拉着苏老师追问：“大夫，新换的口服药叫什么？昨天说了没记住啊，帮我写在纸上呗。”老师点头应下，写下药名交给患者，还没来得及转身，隔壁床的大娘就对苏老师说：“大夫啊，这个缠着的东西能不能撤掉啊，缠得太难受了。”苏老师一边查看这位患者乳腺肿块切除术后的刀口情况，一边对她说：“大娘，这个东西可不能撤，肿块虽然是切除了，但那也留了一个坑，如果不带这个弹力绷带，伤口会有积液的！”大娘一听，不再嚷着要把绷带撤掉。苏老师一边安慰大娘，一边嘱咐家属再备一个绷带换洗，以防汗液和渗出液增加患者的不适感。我不由得佩服起苏老师的耐心和细心。

在实习的过程中，一位有些固执的大爷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大爷5年前罹患肝内胆管细胞癌，接受了手术治疗，先后切除了胆囊、胆管、左半肝，但术后恢复并不十分理想，切口处有一个大大的切口疝。前年，就在大爷身体状况刚刚有所好转的时候，却再次检查出了结肠癌。这一次入院治疗，是因为结肠癌导致的贫血，大爷要求只输血，缓解症状，决不做手术。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大爷不愿接受手术呢？在和他聊天的过程中，我得知是5年前的一次手术给他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大爷说那次手术让他觉得，治疗实在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术后醒来时，发现自己嘴里插着胃管，被“绑”在病床上，他说，那个时候不知道自己是在医院，还是在监狱。后来，他辗转于多家医院接受后续治疗，疼痛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体重很快就从190斤掉到了130斤，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连翻个身都是奢望。
面对大爷的“固执”，我心中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无奈。的确，不论医学如何发展，它仍是有局限性的。可能医生考虑得更多是怎样用专业技术为病人去除疾病。而对于病人来说，治疗虽然是一个满怀希望走向健康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需要不断承受治疗所带来的痛苦。因此，治疗中的关怀也就显得格外重要。我想，如果在老人术后能有一双温暖的手给他抚慰伤痛，假如医生在治疗中能考虑减少一些疼痛对他的折磨，那么今天他也许就不会这样排斥手术治疗了。

一次早会开始前的短暂空隙中，我向普外一科的老主任韩德恩教授请教了一些关于医学人文方面的问题。韩教授风趣地说：“我们现在医患关系的矛盾，是医生的人文关怀程度与患者日益增长的关怀需求不平衡的矛盾。”在韩教授看来，患者来到医院所期盼的是疾病治愈，因此好的技术可以说是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础，好的医术才是医生的“定海神针”。但医学所能做好的事情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医生能够怀着一颗为病人着想的心，将医学的局限化为对患者温暖关怀的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