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是什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杨震说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社会办医的朋友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不过，他发现一本民国时期的小学读物中给出了答案。

对此，现代的医院管理者会受到什么启发？面对历史的重演 我们如何学以致用？

其实，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直存在。

在杨震搜集到的一本1953年的北京医院管理书中，就针对当时北京在医疗方面最急切需要解决的“三长一短”问题——挂号时间长、候诊时间长、取药时间长、就诊时间短提出了办法。“同仁医院想出的办法叫流动挂号，即工作人员挂香烟盒子跑到病人面前问，‘你挂什么科我给你挂’，这个是最早的移动思维。”

对应现在的分级诊疗，早在1957年便有了“划区医疗服务”的概念：最上面是上海瑞金医院，中间是管辖区域各家的中心医院，最下面还有很多的街道医院。当时，上海市卫生局贴出了一份这样的海报：划区医疗服务是什么，就是每户人家能就近看病、接生。如此操作，不仅为患者节省车费花销，还省了许多排队时间。

这些方法与现在大同小异，但为何我们仍在解决这些问题？

阳光下没有新鲜事。

“前人是不是比我们聪明？”杨震提出思考，随后并未作答，而是说了另一段话：不学历史的人要重蹈覆辙，看历史的人要看着不学历史的人重蹈覆辙。“这更适合当下的中国。”

现在是科普的时代，但如何让读者感觉亲切、贴近？“这本书是抗战期间华西印制的《妇婴健康手册》，上面写着请妥善保存。”杨震介绍，为什么要注释“妥善保存”？因为在书后面，会让父母记住孩子的成长，可以用这本书做记录。“而这本书曾经的主人，都是非常真实的。”

对医学人文，历史任何一个时期都在尝试医学与人文结合，为此做出极大的努力。

“有一个病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患者跪下来说，‘医生救救我，但是我没钱。’”杨震通过身边事引入对医患问题的思考，“我上大学期间没有任何辅助贫苦病人的教育，但是我当医生后遇到了，该怎么办？”

“这天，盛京医院收了一个要开刀的老人，老人开刀前拿出一张优惠券，他们一看是民国八年的。”优惠券便是前人的智慧，现在虽然没有了，但是医院仍然给予了减免。

过去，很多医院会成立社会服务部，有专职人员与社会底层对话，提供帮助。“北京社会服务部二十年代末的工作记录非常感人。”杨震介绍，医院曾经收治一个未婚先孕的少女，社会服务部对孩子生下来如何帮助、产妇为什么会未婚先孕、少女家庭情况如何等进行调查和处理。

“人类会有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说要回到过去，但不能比前人还差。”通过对历史长期的学习，杨震向历史致敬。

面对历史 医院如何注入新灵魂

“一个医院的历史建筑可以反应一个医院的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宣传科科长朱凡说，“我们医院外科楼是W型的，其实这不是创意，而是热爱历史的文化。”

这种W的形状，是为了避开一棵古树。

朱凡认为，医院的成就正是源于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有两种文化一直深植我们骨髓当中，并启示我们的现在。”

一种是仁爱文化。“我们瑞金外科有‘三爱’——爱病人、爱组织、爱器械。”

“爱病人”不言而喻；“爱组织”是指爱人体的组织。对外科医生来说，热爱每一寸的肌肉、血管，外科医生止血钳不能夹底，“在我们医院的医生或者是实习生，每个人对血管就是夹一下，再下去这块组织就坏死了”；“对器械的热爱是对比而来。我曾经见过有些医生，他感觉剪刀不快，就扔到地上了。我们的医生一定将器械保护得很好。”

另一种是大气交流的文化。“我们医院是法比派和英美派融合、中西医结合的典范。”朱凡介绍，建院之初，医院教授因留学地不同，分为法比派和英美派。“所以我们的科主任、副主任都是两个，分别来自两个派系。”两位的合作之所以非常愉快，就是因为进行了取长补短的融合。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我们医院有非常好的中医，开创性地做了阴虚和阳虚的模型，并将中国的伤科和西医的骨科进行融合，在1958年创立了伤骨科所。”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朱凡感慨地说：“从历史中不断去了解医院文化，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启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