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在一篇名为《备受威胁的中国医生》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然而如今，中国医生的形象却一落千丈，甚至有一部分人已不再把医护人员看作“白衣天使”。据卫生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年发生医疗纠纷超过100万起，由医患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这一切都是医生的错吗？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黄钢，探讨在现有医疗体制下，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生。
　　医患关系需要在人格平等的前提下互相理解
　　隐藏在无数医患矛盾背后，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医患沟通渠道的不畅。当患者花了两小时排队挂号，花1小时候诊，忍受了漫长的等待后，等来的却是一张冷漠的面孔，甚至不耐烦的态度，他们很容易愤怒。然而，对于一名一上午看了50个病人、忍受着嘈杂无序的就诊队伍、4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的医生来说，保持微笑和温和耐心的语气，同样是个有些“残忍”的要求。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是医生与患者之间最大的一条鸿沟。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老百姓对医生的种种抱怨？
　　柯杨：这些抱怨背后的深层原因，与中国的医疗体制有关。目前，全世界比较合理的医疗体制是：分层、分类、分级。比如在城市，社区是最基本的层面，中间层是二级医疗，最后才是三级医疗。社区医生先指导病人做决策，一旦发生严重疾病，再建议到二级或三级医疗机构看病。而三级医院主要解决疑难重症，先进技术的推广、传播和教学培训的问题。可目前中国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医疗网络。虽然政府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可基层医疗缺乏高水平医学人才的现实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患者就像三级跳一样，一下子涌进了三级医院，让医生们无暇应对、措手不及。再加上其他因素，如诊断方式越来越依赖高科技手段，导致患者的花费越来越高、对医生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但又不一定能得到有效治疗。医学本身的局限性仍然很大，这点多数患者不了解，所以心理落差大，容易把不满发泄到医生身上。
　　黄钢：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医生更多地依赖各种检查设备，CT与B超随手就开，“望、触、叩、听”似乎成了传说，和患者沟通得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很多医生工作量太大，工作严重超时。一上午重复50遍相同的话，再有耐心的人也难免会有脾气。再加上有些患者对疾病、诊疗不理解，苛求医生，这也造成医患矛盾日益加剧。
　　记者：您以普通人身份看过病吗？遇到过和医生沟通不畅的情况吗？
　　柯杨：有过啊，陪我母亲、女儿看病。我发现，医生有些说话方式可以改变。但是，目前整个社会都存在这样的观念：只要一个人，对其他人有一点支配权的时候，就变成人格的不平等，掌握一点别人的命运就颐指气使。医生往往表现的是，当他认定自己实施了正确的治疗，就可以说话非常生硬。在医疗行业，态度生硬就代表了一种居高临下，因为面对的是弱者，就很伤人。如果不出问题，病人都能接受；一旦出了问题，这样的态度就会成为“导火索”。
　　记者：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柯杨：我觉得这是教育的失败。我们的教育不注重独立人格和平等的精神。这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的，从小就教育小孩要服从家长、服从老师、服从长者、服从权威、服从领导。长时间处于服从的压力之下，使人长大后一旦拥有权力，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报复”在有求于自己的人身上。这是一代代往下传的东西，这个理念太糟糕了。
　　黄钢：现在的一些医学教育是“快速培养模式”，强调先进的诊疗技术，但实实在在地少了一些无形的、底蕴的人文熏陶。
　　当我们把爱传递给学生，才能让学生接过去，再传递给患者
　　大学是培养理想的地方，然而这理想又必须在现实中打磨。今天，社会的复杂性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了医学校园，各种医患矛盾、医疗纠纷让医生这个职业在学生的心中，逐渐失去了“理想”的光环。如何教会他们处理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让他们心中的“爱”永不消失？
　　记者：现在的学生会跟老师交流医患矛盾的问题吗？
　　柯杨：当社会上出现一些极端医患矛盾时，学生们会比较困惑，个别学生做医生的理想会因此动摇。有的家长会给我打电话，说：“你们能不能保证我们孩子将来当医生的安全？如果不能，我们不要再念了，我们要改行。”每次听到这样的电话，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因为产生医患矛盾的原因很复杂。
　　记者：在医患关系上，体制和文化传统一时难改，那我们能改变什么？
　　柯杨：教育是一方面，改善就医环境，分解医生专业以外的负担也很重要。医院应该设立专人专岗，给予病人更多关爱。比如，医生开了药，药怎么吃有专人解释；设立专门机构，让患者有聊天、倾诉的地方。很多医院都开始做这些了，但做得还不够。因为人力资源支出太大，影响医院生存，需要体制和政策支撑。但这对病人非常重要。
　　黄钢：对医生进行爱心、责任心、沟通技巧的培训，注重培养精神世界，丰富人文情怀。（下转1、8版中缝）（上接第1版）
　　要让医生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活生生、有感情的人。随着人文底蕴和博爱关怀的增强，医生对病人的疾苦感同身受，就能理解其急躁或过激的言行。病人得到了安慰，心情得到舒缓，矛盾也就没有了生长的土壤。
　　真正的好医生是个成熟的“人”，而不只是一个掌握技术的“匠”
　　几乎所有人去看病的时候，都希望自己能碰到个“好医生”。什么才是“好医生”？不少老百姓对此的要求是“医术好一点”、“态度温和一点”。殊不知，要做到第一点，一个医生需要至少8年的寒窗苦读，再加上长期在临床上的苦苦探索；要做到第二点，可能比第一点更难，因为一个简单的微笑、一句温暖的话语背后，藏着一个人对人性的深刻理解。
　　记者：如果您自己去看病，希望碰到什么样的医生？
　　柯杨：首先他的医术一定要高。当然我知道疾病非常复杂，如果他没时间跟我好好解释，希望他起码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其次，我希望找大夫一下子就找对了，不要被推来推去。如果能得到医生的安慰那将更好。
　　记者：在你们的心目中，真正的“好医生”什么样？
　　柯杨：一个真正的好医生，应该是个“成熟”的人，一个“全人”。我认为“成熟”的人，一是经过教育后有理性的思维方式，二是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和体谅。而“全人”，不只是一个掌握技术的“匠”，而是要有交流能力、创新能力、团队精神、面对复杂情况和人打交道的能力等。
　　黄钢：好的医学生和好医生一样，都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富有爱心和责任心，有不断否定自我的勇气，并善于总结提高，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和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