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从事医疗40余年的医生，今天在这里，我想说的并不是我们开展肝移植的技术有多么精湛，而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谈我们如何透过医疗专业，来实践社会影响、社会关怀与社会责任。

　　最困难的状况，往往又是最好的机遇

　　1969年，我高中毕业，带着青年的理想和憧憬进入了大学。最后一个暑假，我到村落里做起了山地医疗工作。那时还没有马路，我扛着医疗药品走遍村落。山地医疗的经历，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走向。那时，我听学长说，台湾要建造一座大型的医院。这对于一个正在寻求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消息。后来，长庚医院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启事，我报了名。外科医师招6名，200多人报名，最后我收到了“备录取”（替补人员）的通知。我感到单位任人唯才，只要努力，就有机会。

　　还记得台湾第一个走上国际舞台的外科医师是台湾大学的林天祐教授，他因为首创手指切肝法，在30多年前就已有机会应邀撰写英文教科书的章节。可是当时，台湾还没有专门的手术绘图师可以帮他画手术插图。通过他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的推荐，我获得了帮他画手术插图的机会。

　　当时我正处于住院医师阶段的第三年，从没看过肝脏手术。为了把图画好，我只好把相关资料都找来读，包括肝脏解剖学、肝脏手术，还有林教授的论文。当时我想，任何领域其实都一样，只要下了苦功，就会产生兴趣。那时，我依稀觉得肝脏外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最大的突破将会是肝脏移植。因为这样的机缘，肝脏移植成为了我这一生的事业。

　　后来，我到海外去进修。当时，做肝脏移植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手术常常要做二三十个小时，最后累得人仰马翻。而在肝脏移植手术的过程中，患者又非常容易出血。但事实上，这种最困难的状况，往往又是最好的机遇。

　　上世纪80年代，我回到台湾发展。当时条件很有限，为了做手术我必须撰写详细的计划，然后自己去瑞士，到药厂争取引进了亚洲第一批药物。万事开头难。记得当年我们第一例换肝病人在大量吐血、陷入肝昏迷并导致休克之后，被从内科加护病房推到了手术室。

　　第一例肝脏移植手术对台湾医学界影响很大，更重要的影响是脑死亡观念的突破，引发了各界的争议和讨论。我冒着被起诉，甚至坐牢的风险来做，在周密的准备下，迈开了器官移植医学的脚步。而在我之前，日本的一位教授在北海道做了相同的突破，最后却被检察官指控涉嫌双重谋杀。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当时我们最终还是逐步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并促成了脑死观念的共识。主流媒体也都呼吁，推动脏器移植立法。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换肝病人顺利出院，成为亚洲第一个成功的肝脏移植手术案例，从而促成了亚洲首例脑死亡器官移植立法，比日本早10年，比香港早11年，比韩国早12年。这一举措促进了台湾医学的蓬勃发展，也为3年后的心脏移植、7年后的肺脏移植摸索了宝贵的经验。如今，活体肝脏移植是少数亚洲可以领先欧美的医学领域之一，国际公认的五大中心包括高雄长庚医院、香港大学等。

　　“很多事情昨天想来还不可思议”

　　从事了几十年肝脏疾病工作，我深知肝脏患者的痛苦。有一位末期肝硬化患者，肚子里面胀满了腹水，腹壁和胸壁也布满了不正常的血管。他的肚子里承载了6个足月胎儿的重量。

　　活体肝脏移植的手术必须做到尽善尽美，不容许任何差错。而在活体肝脏移植守护背后也都往往隐藏着感人的故事。医院曾接收过一名身患肝脏疾病的女孩，她的妈妈一定要捐肝救治自己的女儿，可当时她还有5个月的身孕。潜在的风险是300%。我们把这一病例报告给了伦理委员会，大家公开讨论，最终决定可以做这样的手术，因为这对这个家庭别无选择。随后我们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确保胎儿最少地被辐射。

　　而正因为这些经历，我的故事被绘成了日本漫画书，后来又被改编成了小说，销售了100万部，并被拍成了电影。不仅如此，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反映、报道还涉及了方方面面。最近，一本名叫《天下杂志》的媒体就报道了长庚医院在环境美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事情起源于当年杂乱无序的库房。那时存放于库房的东西非常不易寻找，且挤占空间。于是我规划了收纳格局，提高库房功能性，让小到冰箱、点滴架、烤灯等都可以被摆放得井井有条。但是规划是没有止境的，担任院长10年来，我要求所有的建设、规划都要朝向简洁、明亮、温馨、人文化、艺术化。

　　我自己还在家中培育幼苗，一棵小小的树苗，几年后就会茂盛起来。在长庚医院里，我们不仅抢救老树，还培育新苗，光是我亲手培植的树苗就有3000多棵。我希望我能提供每一位员工种树的树苗，借此进一步凝聚员工对机构的参与感、向心力和认同度。

　　此外，当年有不少人喜欢集中在医院门口抽烟，很多人不得不吸“二手烟”。因此，我想了一个办法，除了在绿化设施上设计了特殊的摆设，让他们不好坐下，还挂出吸烟重罚的警示牌。同时为了疏导，我们还专门辟出了一个地方，让吸烟者吸烟而不影响他人。

　　经历多年的努力，整个医院已经累积了足够的绿色。而医疗的发展也好，医院的样貌也好，很多事情在昨天想来还觉得不可思议。就算现在仍有一些很难达成，但只要继续努力，我们相信明天一定会有更缤纷的美丽。（本文源自扬州讲坛）

　　回 声

　　医学大家的情与趣

　　赵绮华

　　扬州讲坛邀请到台湾长庚医院院长、肝脏移植圣手陈肇隆教授作的精彩演讲，让我感触颇深。在此之前，一直以来我很好奇的是——名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为何他们可以比别人走得更远？

　　陈教授大学的最后一个暑假扛着医药箱走遍村落，做起山地医疗活动，类似于我们大陆的社会实践吧。相比较我们很多大学生只是流于形式的做法，陈教授是主动在做事的。这个经历，教授自言对他的人生经历很重要。

　　都说医学生刻板乏味，但我们听到看到的陈教授却是一个充满了情与趣的人。谁能想到教授走上肝移植之路竟然是从绘画手术图谱开始的呢？完全是无心插柳，墙外开花。情志算是情之一种，陈教授之所以能成为陈教授，他的情志无比坚定。教授的第一例肝脏移植手术因为牵涉到脑死亡观念的突破饱受台湾各界的争议和讨论，而教授仍然冒着被起诉，甚至坐牢的风险，在周密的准备下，毅然决然地推动了器官移植医学。

　　但有时候医学不仅面临着技术的考验还要面临伦理的考量——陈教授曾遇到一个两岁先天性胆道闭锁亟待肝脏移植的小女孩，唯一合适供体的母亲恰好妊娠5个月，生命两难，何去何从？母亲执意两个孩子都不可放弃，陈教授唯有细细筹划，将腹中胎儿的放射剂量减到最小。当陈教授在讲坛上打出10年后母子三人的幸福依偎照片时，全场掌声雷动。

　　而同时，陈教授又是一个杰出的管理者与魔术家。难以想象一个在全世界专家排行榜排名领先的医学大家，心思能够细微到亲自思考亲手设计医院的绿化规划，选什么树种，根据树与花的四季颜色轮换安排种植间隔，甚至亲自嫁接新品种。

　　“周日，只要没有工作上的事宜，我都会在苗圃里。”这才是我最钦佩欣赏的地方——大家风范，是人而不是神，有工作，有生活。（作者单位：苏北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