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院长，如果你看准一个学科是对病人有利的，是有发展前途的，就要排除万难去支持它
　　为适应新的肿瘤治疗策略及理念的要求，大型综合性医院的肿瘤科建设应该走中心化、专病化道路，这是在上海参加CSCO2008学术年会的多位专家型院长得出的一致结论。
　　技术催生中心化
　　“2006年，肿瘤已被WHO定义为一种慢性可控制疾病，分子靶向治疗也提示我们，不必拼命化疗来强求根治肿瘤，而应该去考虑如何让患者保持较好的生活质量，长期生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临床药理基地和国家抗肿瘤药GCP中心主任孙燕院士在此次大会上介绍了临床肿瘤学治疗策略的变革。这也是大会主题“规范化与个体化治疗相结合，高度重视生存受益”的最主要论据。
　　“现今的肿瘤治疗应该将一个人看作整体，他患病以后，应该是医院内不同的学科去围绕这名患者提供服务，在他入院时就以治疗指南为依据，明确个人的最佳治疗方案并执行，而不是病人去了外科就选择手术治疗，去了内科就先做化疗。”北京307医院乳癌科主任江泽飞对肿瘤治疗的规范化与个体化结合做出了如是诠释。为了达到这一治疗效果，避免出现单一手段治疗的后劲不足、多手段综合应用的随意和新技术应用的无序，将化疗科、放疗科和外科等相关科室有机结合的肿瘤中心模式的形成可谓水到渠成。
　　先行者获益匪浅
　　解放军八一医院的全军肿瘤中心是全军最早成立的肿瘤中心，也是全国肿瘤中心建设的先行者之一。该院副院长、全军肿瘤中心主任、CSCO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秦叔逵在接受《中国医院院长》采访时说：“肿瘤中心应该是肿瘤学科建设的必由之路。有条件的医院应该尽早着手建设肿瘤中心，将外科、内科化疗、放疗，甚至新兴的生物治疗、靶向治疗集中起来，根据患者情况综合运用，实现专病专治。”
　　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吴一龙对此表示认同，“这种模式也是国际上非常流行和正在探索的模式。医院管理者在推动肿瘤中心建设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阻力，最大的阻力来自专家固有的理念，因为你这种模式把原来科室间抢病人的现象从体制上断绝掉了。但作为院长，一定要为了广大患者的利益和医院的整体利益着想，如果你看准一个学科是对病人有利的，是有发展前途的，就要排除万难去支持它！”吴一龙认为，他们的肿瘤中心建科只有5年就能在全国处于一个非常领先的地位，显示了专病专科的蓬勃生命力。
　　南方医院副院长兼肿瘤中心主任罗荣城更是大力呼吁专病专治的重要性：“肿瘤中心必须强调专病、专技、专家治疗，这样才可以事半功倍。南方医院就打算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这叫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据估计，国内大型医院建立的肿瘤中心大约在50家左右。肿瘤中心的建设对医院的综合实力要求很高，只有三甲大医院才能去尝试，而专病专科却给中型医院开展肿瘤专科治疗提供路径。江泽飞认为，一个具有完整的临床试验、诊断、治疗能力的肿瘤专病科室的理想床位是80～120张，一个500张左右床位的医院，完全可以建成一种包括心、肺、肾等重要器官支持系统在内的小综合附加两三个专病科室的经营模式。秦叔逵则认为，中小型医院如何与肿瘤治疗实力强的大医院建立“迎进来、送出去”的学习和转诊机制特别重要。
　　“作为院长，必须看到疾病谱变化给医院带来的深远影响。现在的肿瘤病人已经占到大型综合性医院病人总数的25%。医院领导层必须统一认识，如果确定要发展肿瘤，则必须尽早引进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带动这个学科的规范建设。”天津总医院院长周清华如是说。
　　中心反推技术进步
　　肿瘤中心除了在治疗领域显示出巨大的优势外，其多科室协同也为专家们开展符合国际规范的临床试验提供了可能，借以推动治疗技术的进步。
　　一个理想的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肿瘤临床研究及诊疗模式是什么样的呢？吴一龙做出如下描述，“三级甲等医院的肿瘤中心在进行诊疗的同时，利用丰富资源进行临床试验，探索出公认的临床指南，下级医院则按照指南进行规范化的治疗。”
　　临床试验－样本采集－数据分析－指南制定－规范治疗，在这样的循环链条中，肿瘤中心扮演着载体与推动力的角色。
　　罗荣城认为，肿瘤中心的建立对专家间的科研协作也提出了新要求。“医院要规定一个学科带头人只能确定一两个课题方向，整个团队形成合力，这样才可能出大人才、大文章、大团队、大成果。”
　　平台建设尚待完善
　　单凭专家的力量，只能使我们在循证医学之路上艰难跋涉，要实现持续快速的前行，要靠在政策层面打造完善的支持平台。
　　此次大会上，专家们对配套政策的呼吁声此起彼伏。为了大规模进行临床试验，吴一龙呼吁政府对临床研究强有力的经济投入；为了实现临床指南的普及，孙燕、秦叔逵呼吁国家尽早出台“专科医师法”，“如规定只有按照指南诊疗的医生才算合格，指南推广就有了政策保证。”
　　解决肿瘤早发现、早确诊也是推广临床指南的目的之一。“要做到准确诊断分流肿瘤患者，既要用制度保证医生不为经济利益的驱动去截流病人，又要求与肿瘤相关科室的医生具有正确诊断分流的业务能力。这种业务能力虽然可以通过指南来掌握，但没有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管理者的支持却无法实现。”秦叔逵如是表示。
　　如果说，以上种种还停留在肿瘤学科建设本身，江泽飞主任的一席话则直指看病贵的症结。对肿瘤治疗技术发展也带来费用昂贵的“副作用”这一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治疗实现标准化，每名医生都确保自己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不走弯路，将昂贵的药物以最经济的用量，用于最恰当的时机，整体的治疗费用是可以降下来的。国家及商业保险机构完全可以以负担规范化治疗疗程等适当的医保政策引导医生的规范化治疗。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一个药物如果在癌症早期应用，也许10万元的消费就可以维持患者20年的生存期，此阶段医保不予报销。待到患者进入晚期，医保可以报销了，患者却要消费20万元来维持一年的生存。
　　正如欧洲癌症组织（ECCO）主席Alexander M.M. Egger－mont教授所说，新技术的发展虽然代价昂贵，但它可以促进治疗模式和方案的优化，最终让患者的治疗代价降下来，造福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