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1955 年起任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副院长，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鸿慈儿童医院终身名誉院长。
　　小儿外科从最初只能进行几种简单的手术，发展到如今众多亚专科林立，看到一件件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可以说我更喜欢挑战难题。
　　20世纪40年代，英国《泰晤士报》曾经刊登过一幅漫画：一位产科医生一只手倒拎着一个新生儿的脚，而这位医生的口罩上印着一个鲜红的小血手印。漫画以此来批判医生对待新生儿的手法粗暴 , 且缺乏人性关怀。
　　但事实上，这是一种科学的做法，医生将新生儿在他会哭以前拎起，并用手在孩子的嘴里抠一下，是将他嘴里的血块与脏东西掏出来。但在常人眼里，儿科医生冷漠且难以理解，这一职业也不被人看好。而我却选择了这条崎岖的路，而且一走就是一辈子。
　　艰难创始
　　1945 年，我在老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住院医师。一天，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因其孩子患了白喉病而找到我，我们在书本上都学过，治疗白喉堵塞需要切开气管，但我们医院却没有人做过，而且整个手术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难度系数相当高。最终，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离世。
　　那时协和医院关门，大部分精英流转到中央医院，不少医生都代表着我国医疗界的最高水平，但是却连最基本的儿科手术都做不了。当时我就想，我国的医疗领域应该有人会做小儿手术。
　　之后我做住院总医师时，有很多新生儿被皮下坏疽夺去生命，一个又一个的离世。我的女儿也患上这一疾病，我想，与其等死，不如搏一把，或许还有希望。于是亲自为她做了手术，结果手术顺利，我的女儿也成为了我国“婴儿皮下坏疽”手术的第一个成活病例。
　　真正涉足小儿外科领域源于一次机缘巧合。1950 年，我陪同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胡传揆教授参加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当时我只是给院长“拎包的”。会上，国家提出要加强妇幼保健，并计划在每个省份均建立综合性儿童医院。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儿童医院，只有北京、上海两个城市有两个小的门诊部，但也只能看内科的传染病，无法医治外科疾病。
　　“若要建立儿童医院，就一定要有外科！谁能给儿童医院提供外科专家？”会上，儿科专家褚福棠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见此情况，胡院长就像开玩笑似地指着我：“您觉得张金哲怎么样？”由于从事小儿外科已是我的心愿之一，经院长一说，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张金哲要做小儿外科啦。”会后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整个北京儿科界。我更加骑虎难下了，于是便紧锣密鼓地在北大医院成立了全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
　　科室建设初期，条件很差，没有任何设备，连专门为小孩麻醉用的管子都没有。当时的小儿内科主任对我鼎力相助，拨了5 张床位给我，但技术的落后始终是最大障碍。鉴于之前我没有系统学习过小儿外科，最开始的一两年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手术，后来经验得以积累，才开始接触一些较难的手术。
　　在此期间，包括我的老师在内的很多人都劝我放弃这个专业，因为小儿外科条件艰苦，而且危险系数太高。唯有当时的小儿内科主任很支持我，并赠予我一本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关于小儿外科的书籍。虽然那本书很薄，但在那时却成了我的指明灯，日后的很多种手术都是我们参照书中的讲解进行实践的。
　　由于我国小儿外科发展太晚，很多手术都没有成熟的经验，因此在研究一项新手术时，我们都会在病理科医生的指导下，先在童尸上进行试验，锻炼手法。等到手术技术娴熟时，我就在动物身上试验手术效果。我坚持求稳原则，只有当某个手术达到炉火纯青时，才敢用于患儿。
　　1955 年，北京儿童医院成立，我被院长褚福棠借调组建小儿外科，并于 1960 年正式担任外科主任。
　　攻坚难题
　　同样是外科诊疗，为什么要单独分离出一个小儿外科呢？因为儿童与成人有着很多的区别。19 世纪后，现代外科解决了三大基本难题：解剖问题、感染问题以及麻醉问题。而这三大问题呈现在儿童身上，都与成人有别，因此，为儿童做手术就需要专门的小儿外科。
　　随着社会发展，多种儿童疾病得到预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言，21世纪的小儿两大杀手将是意外创伤与小儿肿瘤。肿瘤的发病率虽没有意外创伤高，但是死亡率却比后者高得多。
　　多数医生认为，儿童患肿瘤，进行切除手术无法根治，且风险性高，而化疗疗效比成人较好。但问题在于，儿童患肿瘤初期很难发现，确诊后肿瘤往往已经长得很大，即使化疗能消灭肿瘤，其废弃物也很难排出体外。因此在我看来，小儿肿瘤的治疗方法应以切除为主，争取无瘤生存。如今，北京儿童医院已将小儿肿瘤外科独立出来，对一般肿瘤患儿的无瘤生存治疗达到50%的成效，像肾母细胞瘤治疗的存活率已达到 70%-80%。
　　小儿外科从最初只能进行几种简单的手术发展到如今，从头顶到足尖，任何器官都能手术，众多亚专科林立。看到一件件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使我更喜欢挑战难题。平时工作中看到一些国外的新技术新方法，我很少会生搬硬套，都要琢磨一番，但凡有一点不适合国人体质、习惯、接受的可能性及国情的需要，我都要去改变，直到合适为止。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原则。
　　谈到医患关系问题，儿科的医患关系最不正常。全世界的孩子没有不怕医生的，家长们也总会担心医生不体会孩子的感受。医生最不应该的是把患儿母亲当成第三者，不是医患关系的主角，对她漠不关心，毫不尊重，忽视沟通，不求理解当年我学医时，老师讲接诊学的第一条便是对待患者的基本礼貌：首先要起立，问患者好，然后请他坐，告诉他我是某某医生，询问他有什么我可以效劳。在儿科，这一切就是对患儿母亲。
　　后来，医学课程多了，年限短了，接诊学取消了；大医院患者多了医院忙了，医生起码的礼貌也丢了。但我还会坚持这一礼节，患者找我诊疗，进门时我会起身让座，临走起身目送再见。大家不习惯报名，我一直在白大褂上，用大字写着“外科张金哲”。我希望和患儿及家长交朋友，交互信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