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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哲:牵手儿科
提交者:jiuding 发表时间:2015-10-23 点击次数:2061 来源:本站整理

   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1955 年起任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副院长,首都医科大学儿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鸿慈儿童医院终身名誉院长。

  小儿外科从最初只能进行几种简单的手术,发展到如今众多亚专科林立,看到一件件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可以说我更喜欢挑战难题。
  20世纪40年代,英国《泰晤士报》曾经刊登过一幅漫画:一位产科医生一只手倒拎着一个新生儿的脚,而这位医生的口罩上印着一个鲜红的小血手印。漫画以此来批判医生对待新生儿的手法粗暴 , 且缺乏人性关怀。
  但事实上,这是一种科学的做法,医生将新生儿在他会哭以前拎起,并用手在孩子的嘴里抠一下,是将他嘴里的血块与脏东西掏出来。但在常人眼里,儿科医生冷漠且难以理解,这一职业也不被人看好。而我却选择了这条崎岖的路,而且一走就是一辈子。
  艰难创始
  1945 年,我在老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住院医师。一天,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因其孩子患了白喉病而找到我,我们在书本上都学过,治疗白喉堵塞需要切开气管,但我们医院却没有人做过,而且整个手术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难度系数相当高。最终,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离世。
  那时协和医院关门,大部分精英流转到中央医院,不少医生都代表着我国医疗界的最高水平,但是却连最基本的儿科手术都做不了。当时我就想,我国的医疗领域应该有人会做小儿手术。
  之后我做住院总医师时,有很多新生儿被皮下坏疽夺去生命,一个又一个的离世。我的女儿也患上这一疾病,我想,与其等死,不如搏一把,或许还有希望。于是亲自为她做了手术,结果手术顺利,我的女儿也成为了我国“婴儿皮下坏疽”手术的第一个成活病例。
  真正涉足小儿外科领域源于一次机缘巧合。1950 年,我陪同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胡传揆教授参加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当时我只是给院长“拎包的”。会上,国家提出要加强妇幼保健,并计划在每个省份均建立综合性儿童医院。那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儿童医院,只有北京、上海两个城市有两个小的门诊部,但也只能看内科的传染病,无法医治外科疾病。
  “若要建立儿童医院,就一定要有外科!谁能给儿童医院提供外科专家?”会上,儿科专家褚福棠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见此情况,胡院长就像开玩笑似地指着我:“您觉得张金哲怎么样?”由于从事小儿外科已是我的心愿之一,经院长一说,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张金哲要做小儿外科啦。”会后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整个北京儿科界。我更加骑虎难下了,于是便紧锣密鼓地在北大医院成立了全中国第一个小儿外科。
  科室建设初期,条件很差,没有任何设备,连专门为小孩麻醉用的管子都没有。当时的小儿内科主任对我鼎力相助,拨了5 张床位给我,但技术的落后始终是最大障碍。鉴于之前我没有系统学习过小儿外科,最开始的一两年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手术,后来经验得以积累,才开始接触一些较难的手术。
  在此期间,包括我的老师在内的很多人都劝我放弃这个专业,因为小儿外科条件艰苦,而且危险系数太高。唯有当时的小儿内科主任很支持我,并赠予我一本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关于小儿外科的书籍。虽然那本书很薄,但在那时却成了我的指明灯,日后的很多种手术都是我们参照书中的讲解进行实践的。
  由于我国小儿外科发展太晚,很多手术都没有成熟的经验,因此在研究一项新手术时,我们都会在病理科医生的指导下,先在童尸上进行试验,锻炼手法。等到手术技术娴熟时,我就在动物身上试验手术效果。我坚持求稳原则,只有当某个手术达到炉火纯青时,才敢用于患儿。
  1955 年,北京儿童医院成立,我被院长褚福棠借调组建小儿外科,并于 1960 年正式担任外科主任。
  攻坚难题
  同样是外科诊疗,为什么要单独分离出一个小儿外科呢?因为儿童与成人有着很多的区别。19 世纪后,现代外科解决了三大基本难题:解剖问题、感染问题以及麻醉问题。而这三大问题呈现在儿童身上,都与成人有别,因此,为儿童做手术就需要专门的小儿外科。
  随着社会发展,多种儿童疾病得到预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言,21世纪的小儿两大杀手将是意外创伤与小儿肿瘤。肿瘤的发病率虽没有意外创伤高,但是死亡率却比后者高得多。
  多数医生认为,儿童患肿瘤,进行切除手术无法根治,且风险性高,而化疗疗效比成人较好。但问题在于,儿童患肿瘤初期很难发现,确诊后肿瘤往往已经长得很大,即使化疗能消灭肿瘤,其废弃物也很难排出体外。因此在我看来,小儿肿瘤的治疗方法应以切除为主,争取无瘤生存。如今,北京儿童医院已将小儿肿瘤外科独立出来,对一般肿瘤患儿的无瘤生存治疗达到50%的成效,像肾母细胞瘤治疗的存活率已达到 70%-80%。
  小儿外科从最初只能进行几种简单的手术发展到如今,从头顶到足尖,任何器官都能手术,众多亚专科林立。看到一件件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使我更喜欢挑战难题。平时工作中看到一些国外的新技术新方法,我很少会生搬硬套,都要琢磨一番,但凡有一点不适合国人体质、习惯、接受的可能性及国情的需要,我都要去改变,直到合适为止。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原则。
  谈到医患关系问题,儿科的医患关系最不正常。全世界的孩子没有不怕医生的,家长们也总会担心医生不体会孩子的感受。医生最不应该的是把患儿母亲当成第三者,不是医患关系的主角,对她漠不关心,毫不尊重,忽视沟通,不求理解当年我学医时,老师讲接诊学的第一条便是对待患者的基本礼貌:首先要起立,问患者好,然后请他坐,告诉他我是某某医生,询问他有什么我可以效劳。在儿科,这一切就是对患儿母亲。
  后来,医学课程多了,年限短了,接诊学取消了;大医院患者多了医院忙了,医生起码的礼貌也丢了。但我还会坚持这一礼节,患者找我诊疗,进门时我会起身让座,临走起身目送再见。大家不习惯报名,我一直在白大褂上,用大字写着“外科张金哲”。我希望和患儿及家长交朋友,交互信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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