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及医疗卫生保健体系最令人纠结的似乎是对供需双方的投入等经济问题。于是，解决经济问题理应成为医改的首要问题，而且似乎也是很容易入手与解决的。但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当避免“一叶障目”：即只关注经济问题的解决而忽略了更深层次的政策导向及价值取向问题。
　　■美国医改中的宪法精神
　　借助美国经济危机创造的良好机会，在奥巴马的领导下美国政府的医改法案终于在国会参众两院的投票过程中获得通过。国会通过的医改法案却引发了一系列的诉讼。诉讼围绕的不是医改法案的经济价值、对美国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影响，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而是法案的经济政策与美国宪法精神之间是否有冲突。如果医改法案违宪，不论其经济政策多么完美无缺、其社会价值多大，对美国今天或明天的发展意义有多么重要，这个法案都要被废除。这说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经济问题再重要也超越不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基本道德伦理原则与价值观；经济固然重要，但是还有比经济更重要的、比医疗经济利益更具有生死攸关性的基本道德伦理与价值原则需要坚守。
　　美国人的医改是在坚守宪法原则的前提下、坚守理性人道德准则基础之上解决其遭遇的医疗经济问题。因此，他们的医改法案是一种救济法案而非独立的经济政策。他们坚守自己的宪法原则就必须要承受理性人个人主义带来的一切，并针对其弊端进行政策救济。在其经济政策表面上“一波三折”的动荡之下，是其宪法所维护的道德伦理准则的稳定与稳固。
　　■中国医改的深层难题
　　中国的医疗卫生改革大致可分为两次改革、三个阶段。
　　两次改革：一次是毛泽东主席主持下的赤脚医生制度，其次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化改革。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5年毛泽东发出6•26指示之前，第二阶段是6•26指示之后到1979年，第三阶段是1979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当年的6•26指示的道德伦理基础指向的是公平、公正；市场化医疗改革的道德伦理基础指向的是理性人的个人权利、利己主义，注重效率，效率优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对世界各国卫生状况评估，在191个国家中，卫生系统整体效能方面中国排在第144位，在公平性上中国位列188位，倒数第4，这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大相径庭。与这种排名降低同步的是中国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市场化，也就是确立了理性人的利己行为及医疗市场的道德伦理基础，其配套的政策之一就是以药补医的市场激励机制。
　　中国医改经验的启示在于，医疗卫生保健体系遭遇的经济问题仅仅是表面问题。在深层次，还有更深远的道德伦理选择与改革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
　　■过度医疗背后的价值取向
　　理性人利己主义泛滥在经济上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过度医疗的普遍性与世界性。早在1998年就有研究者发现，当美国公立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 强制与其签约的医师降低医疗服务价格时，结果出现了参保人群胸外科手术数量迅速增加现象。据估计，胸外科医疗服务提供者通过增加手术数量弥补了70% 由于价格下降带来的收入损失。
　　中国过度医疗的程度，据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2000~2008年我国孕妇剖宫产率为40.5％，远超出全球平均剖宫产率15.9％，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更是以46.2％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住院病人使用抗生素药物的费用占总治疗费用约在50%以上，而西方国家则在5%~30%之间。有人估算：中国供方诱导的医疗服务可能高达总量的60％。以60%为测算标准，2009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为17541.92亿元为参照，其中由供方诱导的过度医疗总量大约为10525.152亿元。
　　以2009年统计数据分析，190万的执业医师制造了大约10525亿元的过度医疗，与此同时自己从合法渠道获得的经济收入仅仅是3.5万元/人/年。与其投入相比，这点收入仅仅属于中低收入职业，而整个行业的士气非常低落，医生不愿其子女再从事医疗卫生职业的比例逐年上升。其导致的因果关系是：医生士气的低落就难言医疗的效率和高质量。
　　10525亿元过度医疗的诱导意味着：它超过了2009年的社会卫生支出（6154.5亿元），加大了个人现金支出。可以推论，如果医改政策能够消除过度医疗，那么在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并非是幻想。
　　■政策导向下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单纯依靠理性人的道德伦理原则支撑的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是医疗高投入、社会高成本，宏观与微观却呈现为低效率与低公平状况，“看病难”与“看病贵”由此成了无解难题。因此，消除过度医疗的关键在于重塑执业医师的道德伦理准则与实现路径。但更为高屋建瓴的是驱力，将国家政策导向下的民众价值取向。
　　纲举目张的医改政策很容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则难免事倍功半。医改的“纲”在何处？或许在人性、在理性人，在理性人的利己性，而不在金钱、不在货币，不在货币经济。价值取向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与国家的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抓住理性人这个“纲”，为理性人的道德伦理准则实现创造一种全新的、非以药补医性的市场化政策与路径，或许是医改成功的终南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