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这一事件考验着医院的风险告知（术前）与危机沟通（术中、术后）能力。手术当前，如何打通手术室内的紧张与手术室外的焦虑、狂躁？坏消息需要告知，而家属人员众多，谁是沟通主体？什么时间沟通合适？沟通延迟会不会产生更大的误解？如何与悲痛中的家属解释医疗风险的不可抗力、讲清生命无常的道理，让患方明白医院不是保险箱，并全面地展现出“经全力抢救最终抢救无效”的过程？医学史上，最早的恺撒式剖宫产术式的诞生就是危急时弃产妇保胎儿的无奈举措。遗憾的是，危机当前，理性的思维常常被紧张的气氛、颠簸的心理、躁动的情绪所扰乱。

　　目前的调查已证明，湘潭产妇的死因是羊水栓塞，此病极其凶险，抢救难度很大，成功率很低。如果对诊断和处理有异议，大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予以申诉，包括进行尸体解剖查明真相，但不能采取打砸、围攻的方式。那种以为死了人就可以不顾法律大打出手的观念，最后只会受到法律之手的严格管束。总之，面对此类事件，为人的基本良知不可失，道德底线不可破。

　　首先是医者的良知。医者要以人格光辉、道德信任引领技术信任，将《医师职业道德规范》内化为职业气场和关爱情怀，不能抱有一旦发生死亡事件患方都会失去理性、一定蛮横不讲理的偏见。内心里，我们应该先萌生一份亲人遭遇不幸的同理心去面对，去耐心沟通，理解患方一时的非分诉求，逐步解锁，取得共情和谅解，继而接纳不幸的事实，在做好紧急隔离和防暴准备的基础上直面危机。如果一躲了之，不仅会造成理亏的想象空间，还可能背上失职的指责。

　　其次是患方的立场。如果所有人一开始就抱有只要出现意外一定是医生失职的偏见，主观臆断医护人员是杀害亲人的“真凶”，只接受医疗获益，把风险留给医生，谁还有勇气去治病救人？如果医院里死一回人就被砸一回，医生就挨一次打，这个世界上还会有救死扶伤的医疗机构吗？如果你的家人中也有人从事医疗工作，换位思考一下，医生能为所有的风险负责吗？

　　其三是媒体。此次事件中，大多数媒体恪守良知，客观、公正地报道案情，但也有个别媒体采取选择性报道，甚至是煽动性的，制造“主治医生及护士集体失踪”的假消息，并强调“产前检查一切正常”。羊水栓塞的发生是手术中的意外，与产前检查正常与否无关，而这却成为医患冲突的助燃剂。这些媒体骨子里秉持的是民粹主义意识，认为只要站在老百姓这边就安全，就不会受到谴责，甚至还会产生轰动效应，带来为民做主的影响力。

　　实际上，这些报道有意无意地撕裂了本不和谐的医患关系，在医患心灵的伤口上撒盐，助长了患方的过度维权意识。对此，一切有良知的新闻人都要明辨是非，切不可随波逐流，火上浇油。新闻监管部门也要及时出手，约束他们的行为。医学界欢迎新闻监督，但不接纳不实的报道和恶意的诽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