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培养科学家的方式培养医学生，又用考核科学家的指标考核医生，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些年来，医生掌握的知识比以前的老大夫多多了，可选择的技术手段也多多了，但医患之间的交流却越来越少，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生越来越找不到职业的幸福感和认同感。
　　很多年前，一位美国学者到国内某知名医学院讲学。他给中国的医学博士提出一个问题：“请从医学角度回答，人是由什么组成的？”学生们回答：“细胞。”美国学者紧接着又问：“那么请从医学角度回答，狗是由什么组成的？”学生们答曰：“细胞。”片刻安静后，课堂里爆发出一阵笑声。这就是中国医学教育基于生物医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医学博士。
　　近30年来，医学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人！人的什么改变了呢？是“细胞”吗？不是！近年来中国患者身上最大的变化不是他们的生物属性，而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如果用“细胞”代表人的生物属性，那么“权利”便可代表人的社会属性。这才是美国学者发问的真实动机。他用一个简短的问答验证了中国医学教育的问题所在。他还预言，用生物医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医务人员无论如何早起晚睡，也无法满足权利意识逐渐复苏的患者需求。
　　“每次他都会热情地叫出我女儿的名字，好像我女儿是他很想见的人一样”
　　医生与科学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的答案是“人”。医学不仅仅是一门“仁术”，更是一门“人术”。而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就是沟通和交流。今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统编教材增设了一个新的篇章——《医患沟通》，这让我颇为欣慰。同时，我又担心这门“人的艺术”是否又会被我们保守的教育模式理论化、标准化和格式化。
　　请你找到一个你认识的人，请他们描述一下他们最近看病或住院的经历。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抱怨医院环境嘈杂、混乱，饭菜很难吃。但如果提及治疗过程，留在他们记忆中的往往是具体的某位医生或护士。他们可能会说：“那位姓张的大夫很善良，她给我解释了很多，直到我觉得可以做出决定。”当然，他们也可能会说：“那位李大夫太差劲了，我不主动找他，他就不会和我说一句话。”我们不妨再找医院院长或医务处处长聊聊。他们会告诉你，医院里被投诉的医生往往就是那么几个人，而这些被投诉的医生技术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他们不善于与患者沟通。
　　以下是我在病房与一位患者母亲的聊天记录：
　　问：“这么多年，你一定对医生与你的交流印象颇深吧？那么，你感觉怎么样？”
　　答：“总而言之，我一直非常幸运。我碰到的医生都是非常好的人，他们把我们当做家人，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问：“那我问一下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好人呢？我们如何把这些教给我们的医学生？”
　　答：“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儿童医院的田大夫就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每次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都会热情地叫出我女儿的名字，就好像我女儿是他很想见到的人一样。”
　　如果分析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时留下的美好印象，我们会发现很多情况下患者都会谈及与医生的交谈。患者很少如此评价他们的医生——“她的药理知识很扎实”或者“他对我身体的检查恰到好处”。患者并不评判医生业务水平的高低，他们认为医生都是专家，只知道医生在做什么，而往往并不深究医生为什么这么做。然而，专业诊断与患者体验之间的链接就是医生的沟通和交流。具有良好沟通技巧的医生会从普通医生中脱颖而出。更为重要的是，医生沟通技巧差通常是患者不满意情绪爆发的根源。
　　良好的医患沟通不仅会使患者受益，同时也可以使医生自己受益
　　医生良好的沟通能力很明显将使患者受益，同时也可以使医生的生活更加积极，特别是面对困难的时候。它不仅能使医生更好地服务患者，还可以让医生享受自己的工作。
　　英国的研究显示，在1133份针对医生的调查中，接近27%的医生显示出精神疾病的征兆。此外，他们还发现缺乏自我管理和沟通能力的医生更容易感觉筋疲力尽。这使得他们对工作丧失兴趣，对工作满意度降低。其次，医生沟通能力不足还可影响其正确的临床诊断。1998年，美国学者迈耶针对美国临床肿瘤医生的研究显示，沟通能力不足的医生在面对濒死患者的时候更易有负罪感。这与临床肿瘤医生在临终关怀阶段持续使用化疗现象紧密相关。
　　良好的沟通还能大幅减少抱怨和医疗诉讼。很多抱怨和诉讼都不是因为医生的疏忽或是过失而引发的，主要是因为不良的沟通。比如，一项分析了227位患者及其家属的研究显示，在这些通过5家英国律师事务所付诸法律行动的人中，很多诉讼不仅仅是由于某种伤害，还因为缺乏有效沟通以及对问题的恰当处理。文森特在其研究报告中这样描述：“他们需要真诚，需要别人对他们受到的创伤更加重视，并确保这一教训不会被忘记。赔偿虽然重要，但他们对于诉讼的动机绝不仅仅是经济考虑，更重要的是他们与被告医务工作者的不愉快接触。”
　　经常有患者这样抱怨：“第8周时，结果出来了。一位我从没见过的医生径直告诉我患上了艾滋病。然后，医生离开了屋子，只留下我自己消化这噩耗。我觉得我快要死了，以为只剩3个月的时间了。3个月后，我变得异常消极，药越吃越多，酒越喝越凶。”
　　“你的意思是，医生把结果告诉你的时候态度很冷漠，这导致了你之后的自暴自弃？”
　　“是的。没人关心我的感受，只剩下医生的指令：每月来医院做血检，下个月取结果。”
　　在一项包含34位外科和心血管病患者的研究中，患者被分为两组。其中一组接受了额外的信息和情感支持，而另一个控制组则只接受常规护理。报告指出，那些享受到高水平沟通的患者的平均住院日比控制组的患者少了两天。
　　什么才是高效沟通带给患者的直接受益呢？研究表明，如果医生在诊断过程中允许患者加入，患者很可能对医生有较高的评价。瑞典曾开展对46位全科医生诊断过程的研究。研究发现，患者给予医生较高评价一般发生在如下情况：全科医生和患者在就诊原因上达成共识；全科医师询问了患者的想法、关切或是对自身健康的看法；全科医生花了一些时间解释并且使得患者理解了病情。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患者认为“积极”的咨询并不比“消极”的咨询花费更多时间，区别在于医生的时间是否用在了讨论患者的需求上。
　　“我不喜欢那样的医生，他们好像没有任何时间可以用在患者身上”
　　如果不进行专门的沟通技巧训练，医生是否也可以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
　　研究证实，医生的沟通能力存在系统性缺陷。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他们常常会打断患者，切换患者的话题，让患者无法完成陈述。绝大多数医患沟通都始于患者描述他们的症状。1999年，北美的马弗尔曾经开展过相关研究，他们对全科医生和患者进行了264次采访。结果发现，28%的案例中，在患者陈述病情的23秒内，医生切换了患者的话题或打断了患者的陈述。这些被打断的病情陈述极少继续下去。这种打断对效率的提高益处很小，因为那些没有被打断的患者平均下来只多花了6秒钟即完成了病情的陈述。
　　美国另一项针对60位全科医生的研究还发现，没有被打断的患者平均只用12秒即完成了病情陈述。在1/4的被调查样本中，医生都存在打断患者陈述的问题，有些甚至在一次沟通过程中打断两次以上。从专业的角度，我认为医生对患者不要显出很着急的样子。一个总是看表，或显出不耐烦的大夫，患者很容易对他失去信心。这位医生也许很聪明也很有能力，但他的同事却会从患者那里听到这样的评价：“我不喜欢那样的医生，他们好像没有任何时间可以用在患者身上。”
　　在患者主述完成前即打断的问题还在于，患者的真实情况也许会被忽略，患者来就医的原因也许就得不到表达。患者的顾虑通常不止一个，而即便是他们只顾虑一件事情，也很可能涉及医学、心理和社会等多方面。患者通常在他们即将结束主述时，才会说出他们最核心的关切。
　　很多被打断的患者会认为他们来就诊的预期没有达到。比如，2002年一项在加利福尼亚州展开的调查发现，909位患者中有11.6%报告了至少一次就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患者还同时报告了他们对就诊的不满，他们对治疗的信心有所下降，接待这些患者的医生也被给予了不太高的评价。
　　另一个后果是医生也许会错过患者最核心的关切。一项在英国开展的针对全科医生的调查发现，35位患者中只有4人在就诊过程中表述了他们的顾虑。那些没有被表达出来的话题包括他们的心理需求；他们担心诊断结果与未来情况；他们对自己的判断；他们对副作用的担忧，或者不需要开处方；他们所患疾病对他们社会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