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我国医院床位数量从1980年的119.6万张增长到2010年的338.7万张，增长了183%。2003~2011年，800张床以上的大型医院从206家增长到了857家，增幅达到了316%。如何看待医院的扩张行为？来看看专家的调研分析。

　　辩证看扩张

　　从患者就医角度看，医院床位总量的增加起到了供给增加，满足需求的作用；大型医院的床位规模扩大更是提高了优质资源的使用率。2005~2010年，医院门诊量和住院量均翻了一番。除了在医疗服务数量上需求增加外，老百姓的就医观念与时俱进，对于优质医疗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近二三十年城镇与农村居民对于健康性消费（主要为医疗）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许多医院床位从无到有，整旧换新的过程中，除数量增加外，质量也大为改善，就医环境变得优越舒适，为患者提供了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优质的医疗服务。

　　从医院自身发展角度看，床位增加带来的直接效应包括规模效益增加，新病例对于医疗技术发展的帮助，新技术和基础医学的研究开展，以及医疗培训、医学生培养的机会增加。随着医疗模式转变，新兴科室的出现和探索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和现代医院发展的需要。对于许多重视医疗质量的公立医院来讲，并没有出现广泛的“大而疏漏”的现象，医疗效率和质量并没有因此而降低。一些普通医院通过几年的规模发展，一跃成为实力雄厚的优秀医院的情况，不在少数。

　　支持医学生培养教育。2011年底，教育部和卫生部共同召开的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工作会议，释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教育与卫生部门达成共识：5年的院校教育，加上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将成为医学人才培养的主流模式，被称为“5+3”。住院医师培训的形成将在未来使医院担任比以往更为重要且正规的医学教育角色，床位的扩大成为重要支持和基础。

　　从社会角度看，中国的健康产业近些年大踏步地前进。中国医院床位增长带来的就医量增高，促进了健康产业的发展。包括以医疗服务机构为主体的医疗产业，以保健食品、健康食品产销为主题的保健品产业，以个性化健康监测评估、咨询服务、调理康复、保障促进等为主题的健康管理服务产业。这在具有许多大型知名医院的一线城市体现得尤为明显。

　　医院扩张“动力”在哪

　　我国医院床位的增长特点是非政府调控，主要由医院决策者来决定。追溯历史原因，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将医院推向市场后，政府的补偿力度一再下降，医院纷纷依靠自身筹资谋取发展。同时医院人员的整体收入与其自身预期不相匹配，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对其产生压力，为提高他们的收入和改善医疗环境，医院通过增加床位扩张规模，带来直接利益。

　　有些扩张是“情非得已”

　　我国医院床位增长可以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主动式扩床主要见于一些城市大医院。一方面，在中国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中，流动人口大量涌入一线城市，医疗资源需求量上升速度很快，城市大医院主要担负了吸纳这些需求的责任，规模持续扩大而待床量持续增加，床位使用率超过100%仍不能满足需求，无须担心患者不足的情况；另一方面这些大型医院作为中国医院的领军集团，注重品牌建设，承担重点医疗任务及重大科研项目，为满足发展医学学科发展等要求，都直接促使产生增加床位规模的需要。

　　但是，其他一些公立医院，特别是市级或县级的医院，则是在外部环境和自身生存压力下被动加床。外部环境包括部分政策的推动，例如等级医院的评比、国家或省重点学科的申报，许多都对床位数有基本要求；个别省份对于现代化医院建设标准的床位数等有刚性要求；自身则在具有竞争的医疗服务市场中奋力谋求份额，不甘示弱，至少保证生存。在这些压力共同作用下导致一些本身并无扩床意愿的小型医院也纷纷增加床位。

　　统筹不足导致无序扩张

　　我国现行卫生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存在结构性障碍，以多部门办医、分级管理、条块分割为特征。

　　卫生管理的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卫生部门负责卫生的行业管理、新农合基金，但不管资金拨付；发改委负责医疗价格的审批和监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管理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基金，编制委员会负责医院人员编制的管理；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规划、监督和管理；财政部门负责卫生事业经费的管理等。从卫生单位的隶属关系看，既有部属、省属、市属、区县之分，也有政府所属、企业所属和军队所属等的区别，管理起来难度很大。

　　同时，由于引入我国时间不长，区域卫生规划存在技术性缺陷，缺少对规划实施的监督和评价。我国虽有200多个城市制定了区域卫生规划，但对其后期的落实与跟踪程度不足。

　　价格体系扭曲使医院靠规模生存

　　由于计划经济定价制度惯性等原因，我国目前的医疗价格体系严重扭曲，医务人员劳务价格被严重低估。北京市对8家综合医院16000份病历2000多个医疗项目的成本核算结果显示，亏损项目占57%，赢利项目仅占43%。其中护理费、手术费等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服务项目全部亏损。这种价格扭曲，鼓励了医院靠规模生存，鼓励了医生通过多开药品和大型设备检查增加收入，从而导致“大处方、大检查”现象频频出现，并延长患者住院日，导致医院效率下降。

　　“圈地扩张”弊病多多

　　我国医院床位自我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它的调整能力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医院站在各自的角度，难以针对全局的需求进行自身调控，不可避免地伴生一系列问题。

　　“圈地扩张”让医院负债累累

　　债务问题像一个可能因膨胀而爆破的气球背负在一些“圈地扩张”的公立医院背后，很多医院在经年的扩床后负债累累。一方面政府默许医院通过自己的能力筹资来发展。同时，我国政策允许医院在进行基础建设时使用银行贷款。据了解，2008年，中国医院总资产约10191亿元，其中负债约3250亿元，资产负债率约31.9%，其中不少小医院出现了经营困难的情况。

　　公立医院举债扩张带来的主要问题在于：加剧恶性竞争，推动医疗费用上涨；偿还不起债务的时候，会造成呆账增多，银行风险增加，造成公共财政压力；公立医院的债务扩张会阻止民间资本的正常进入。

　　管理水平跟不上扩张速度

　　一些专家认为，我国医院目前的管理水平与规模扩张速度不匹配。与国际相比，我国的医院管理者多为医生，属于技术专家出身，而不是专门钻研管理学的职业院长。医院管理者对于几千张床位规模的医院缺乏精细化管理模式和抗风险的经验。我国目前仅处于提出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观念的时期，运营管理能力的提升还需要一定时日。

　　患者承担过度医疗的风险

　　在政府财政补助不足的情况下，医院增设床位投入大量成本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会用各种方式设法增加业务收入。在价格管制的情况下，常用的办法是增发病源并且拓展自己的服务量和服务面。由于医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患者往往轻易认为高新诊疗手段代表了优质的服务质量；并且由于我国医疗价格体系的不健全，导致药费、检查费占了医疗费用中的重大部分，检查试剂、药品以及高端医疗仪器设备在医疗中的利润率很高。此时便容易出现诱导需求，以转嫁成本为目的的过度医疗现象。此种情况，在经营能力和医疗实例较差的小医院可能更为严重。

　　大医院强势扩张加剧资源不平衡

　　“大医院门庭若市，小医院门可罗雀”是对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生动描绘。大医院本应在危重急症和疑难病症诊治和研究方面投入大量人、财、物力，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而小医院应该承担基本门诊医疗以及康复性住院的功能，但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大型医院的强势扩张加剧了原本就不平衡的资源分布，形成恶性循环，从而造成资源不足与浪费并存的现象。

　　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未来10年仍有近30%的发展空间

　　从国际视角看，我国床位资源总量充裕而人均量相对不足，医院的人力资源相对匮乏。相比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我国医院平均住院日相对较长，床位利用率有待提高。从纵向看，我国目前与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某个发展阶段相近，例如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地区，这为我们研究医院床位规模提供了良好参照。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国家卫生发展目标，未来10年我国医院床位总量仍有近30%的发展空间，而大型医院单体床位规模已经超过了国际水平，平均住院日还有很大的压缩空间。

　　科学测算确定医院床位总量

　　政府部门应该通过科学测算，综合考虑居民医疗服务需求和国家医疗投入程度，合理确定医院床位总量；在此基础上，结合区域卫生规划，将医院划分为国家医学中心、地区医学中心、省、市、县等不同层级，明确各级医院的职能作用；最后，根据地区医院数量、床位总量及医院职能作用，确定各类医院床位规模标准，作为医院规模建设的基本依据。

　　平衡各地人均床位数量

　　为保证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可以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对人均床位数量较少的地区，如广西、江西、贵州等地，适当加大卫生投入，通过新建医院、增加床位等方式，提高人均床位拥有量。对于人均床位数量较多的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应制订政策,鼓励医院通过提高床位使用率，加快床位周转的方式来提高收治能力。

　　建立强制性双向转诊制度

　　首先，对于经社区首诊或下级医院接诊而转入大医院的患者可给予一定比例的费用或医保报销优惠，对患者就诊形成合理引导。

　　其次，在卫生行政部门成立专门的转诊协调监管机构，完善双向转诊标准，对转诊后的患者应多方联动加强管理，特别是上级医院向对下转患者提供跟踪服务。

　　最后，要对基层医疗机构采取政策倾斜，从人才、学科、管理等方面加强扶持力度，增强其服务能力，使从大医院转诊来的患者能在基层医疗机构得到科学合理的救治。

　　实行区域规划

　　我国医院床位发展规模非政府调控，缺乏统一规划，医院利用较大的自主权自行筹资发展，自负盈亏。而国际上的主流则是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实行区域规划，针对不同功能分层级划分和设置医院。

　　在德国，一般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划分为数百个“区域性医院服务体系”。每一区域内，按标准配置四级医疗机构，分别为社区服务级（门诊）、跨社区服务级（专业医院）、中心服务级（综合医院）和最高服务级（大型医院）,区域内上下级医院、综合医院与专科医院的床位统一协调。每一区域性医院体系一般由一所最高服务级医院、2～3 所中心服务级医院、数十所跨社区服务级医院和数百家社区服务级诊所组成。比如在有着350 万人口的首都柏林，大型医院也只有3 家，超过520 张床位的中型医院大约有80 多家，而少于14 张床位的 “微型”医院和诊所则遍布各街道社区。

　　医院发展可选模式有讲究

　　与其他模式相比，联盟协作和纵向结合两种模式，在资源共等方面均有明显优势。纵观世界发达国家公立医院的发展，通过纵向整合和联盟协作建立区域性集团发展（联合体）较为多见。我国大庆油田总医院、上海的区域医疗联合体的实践也证明纵向整合扩增模式在提高医疗卫生资源使用效率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实践中，可以将地理位置相近的各等级医疗机构形成纵向结合的医疗联合体，或鼓励地理位置并不邻近但各自具有特色优势的医疗机构形成协作联盟，共享床位、设备、技术、患者等资源，促进协作分工，最大限度发挥各级医院床位的使用效益。例如美国最好医院排名领先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在医院本部基础上建立了约翰霍普金斯健康系统，管理着3所社区医院、4所郊区卫生保健和手术中心、25所初级卫生保健门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