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4日是第三个联合国糖尿病日，主题是“糖尿病教育与预防”，口号是“认识糖尿病，我们在行动”。近日，卫生部、世界糖尿病基金会联合在京举办’2009中国在行动——糖尿病国际论坛。糖尿病虽为慢性病，但其危害及蔓延速度已远在许多传染病之上。紧迫的现实是，每10秒钟世界上就有1名糖尿病病人死亡；到2050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将猛增至3.8亿。2007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已达2.46亿。其中，中国人有4000万，居世界第二。

　　让高危者自己走入预防干预队列

　　在此次论坛大会上，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向中外各界人士通报，今年，中国糖尿病防控策略作出了重大调整。政策上最大的突破是，糖尿病防治进入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列。

　　2009年是中国医改起始年。医改确定的重点政策之一是促进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从今年开始，政府为所有城乡居民平均每人出资15元，2011年达到人均20元，用以提供九大类服务。向糖尿病及可能发展为糖尿病的人群提供专项防治指导服务就包括在其中。

　　孔灵芝说，在医改的背景下，国家糖尿病防控的基本思路是，在广泛开展面向大众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行动的同时，瞄准最有可能发展为糖尿病的人群，重点实施预防控制战略。

　　具体行动实施分三步走。其一，组织专家为糖尿病高危人群“画像”——用体重、血脂、血压、腰围、吸烟、年龄、家族病史等多个标尺，圈出高危人群的具体范围。谁符合这个标准，谁就需要进入预防干预管理队列。其二，通过各种方式对“画像”进行宣传，使人人知晓、人人对照，使处在患病风险中的高危人群自己走出来，寻求血糖检测。其三，在社区提供便捷的血糖检测服务与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据介绍，目前在我国城乡各地，血糖检测已成为医保报销项目。遍布全国城乡的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已经使血糖检测成为一项十分方便可及的服务。

　　针对高危人群进行指导教育

　　一组统计数据显示，1993年，我国疾病经济负担达3208.0亿元；2005年增加至23606.4亿元，其中慢性病经济负担占14761.7亿元。与1993年相比，2005年，我国GDP增长了418.5%，疾病负担则增加了639.5%。2004年，我国用于糖尿病的直接医疗费用即达574.69亿元。糖尿病为疾病负担的“大户”之一。

　　另一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大约有2/3的糖尿病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有6400万人处在糖耐量受损状态，发展为糖尿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非常高；有超过1/3患者在被诊断为糖尿病时，已经出现了眼部、肾脏和心脏受损等并发症。

　　我国糖尿病患者中有97%患的是2型糖尿病。大量证据表明，80％的2型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糖尿病素有“沉默的杀手”之称，其早期症状不明显，晚期并发症却可以致残、致死。

　　分析长久以来我国的糖尿病医疗服务花费模式，孔灵芝指出，我国糖尿病直接医疗费用80%以上用在了并发症的治疗上。这是错误的治疗策略。而这一错误，源于我们不能把高危人群找出来，及早实施预防干预；不能及时发现早期病人，实施早期治疗。

　　审视糖尿病完整病程及所对应的医疗服务与支出，早期检测、早期治疗、预防并发症花费相对较小，被称作便宜的治疗；延缓并发症、治疗并发症花费巨大，被称作昂贵的治疗。孔灵芝说，在医改政策支持下，锁定糖尿病高危人群，重点为其提供服务，必将大大减少糖尿病发病率，并大大减少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昂贵的治疗费支出。而且，针对高危人群进行指导教育，被指导者更容易接受，教育的效果更好。

　　立足预防的“3.3.3策略”

　　在此次论坛间隙举行的媒体沟通会上，孔灵芝告诉记者，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先生在任时曾主持通过联合国决议，把1991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糖尿病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世界糖尿病日变为联合国糖尿病日。从此，糖尿病防控被赋予了政府责任。在我国，将糖尿病等慢性病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实施国家防控行动，也已有十几年。在立足国情、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卫生部不断调整着防控策略。

　　孔灵芝介绍，1998年，卫生部即针对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控提出“六个转变”的策略调整，即由专家行为向政府行为转变，由医疗、科研为主向预防为主转变，由以城市为主向城乡并举转变，由高层向基层转变，由专业行动向群众运动转变，由卫生部门向全社会转变。2001年，卫生部又提出了“十个转移”的策略调整，即以疾病为主导转为以健康为主导，以患者为中心转为以人群为中心，以医疗为重点转为以预防保健为重点，以医院为基础转为以社区为基础，以重疾病防治转为身心健康和环境的协调统一，从卫生部门转为多部门和社会参与，从专科医生到专科与全科互动，从医生管理到医生、护士、公共卫生人员共同参与的团队管理，从治疗为主转移到管理为主，从强调治愈到强调医疗照顾。

　　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卫生部进一步归纳出我国慢性病防治的基本策略——“3.3.3策略”，即面向3个人群（一般人群、高危人群、患病人群），关注3个环节（控制危险因素、早诊早治、规范性治疗），运用3种手段（健康促进、健康管理、疾病管理），并先后编写了《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中国血脂异常防治指南》等一系列慢性病防治技术规范文本。

　　据悉，以“3.3.3策略”为指导，近年我国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预防与临床的结合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投身健康教育，从关注疾病到重视综合控制多种危险因素，从单学科到多学科联防联控，使许多病例得到了早期识别。与此同时，2003年卫生部组织开启的为期5年的“中国糖尿病管理项目”共覆盖40余万人口，管理糖尿病患者5000多人。同时，开创了以社区—医院一体化系统服务为核心，卫生部、疾控部门、学会、综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多部门合作的运行机制，为我国启动实施糖尿病防控新战略奠定了基础。

　　论坛观点

　　辽宁省副省长滕卫平

　　防控糖尿病 政府要行动

　　对于我国的糖尿病发病情况，政府高度担忧。20年间，我国糖尿病发病率增加了10倍。糖尿病还会导致脑血管病、心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还可以致盲、致残。以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病，今后将会给我们的社会和家庭带来巨大负担。现在最紧迫的是要建立起糖尿病防治体系。现在，大医院的防治水平并不低，但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的防治力量薄弱，社区医生不懂怎么去控制糖尿病，乡村医生不知道什么叫糖尿病。这种现状急需改变。近期，辽宁省准备在鞍山搞一个城市试点，建一家糖尿病专业医院，在这家医院建立一个防治糖尿病的培训中心，培训基层的医生、护士；建立一个糖尿病患者教育中心，向每名当日诊断的糖尿病患者提供一周的防治指导教育。

　　吉林省长春市市长崔  杰

　　发展经济牢记健康第一

　　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就是要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可是，没有健康，还有生活质量吗？现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有些不平衡，在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上也有些不平衡。治疗这条腿长，预防这条腿短。我们不仅要研究治病，而且要研究怎么防病。通过抓预防，少得病，不得病，得病后早一点治。预防不仅仅是预防疾病，还包括人生活环境的改善、保障体系的建设、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郭  岩

　　健康应成为政策制定的基本价值取向

　　在直接导致疾病的因素之外，许多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也在导致疾病的发生。我们需要构建健康公平的总体社会政策框架，以健康为中心整合相应的社会政策。从改善人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条件入手，关注国民的终生健康问题。要从宏观经济、社会和卫生政策方面采取措施，改善社会的分层结构，在全社会倡导平等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强调以健康为中心，引导健康生活方式，控烟、限酒。总之，我们制定任何一个政策，都要首先想一想它对健康的好处。这应该成为所有政策制定的基本价值取向。

　　卫生部糖尿病管理项目常务副组长许樟荣

　　给医保支付体系“打补丁”

　　慢性病的诊断明确，医疗费用相对固定，医保基金对其进行统筹支付的风险相比大病支付的风险也小很多。所以，在医改实施过程中，政府部门要改变观念，加大投入，保证社区对慢病防控的基本卫生服务供给。各地社保部门应与卫生部门联手，在现有的基础上为医保支付体系“打补丁”，增加对慢性病防治的医保报销比例，以遏制慢性病被拖成大病后，医疗费用大幅增长给医保基金带来的支付压力。

　　目前，我国在从事糖尿病诊治的基层医疗机构专业人员准入制度上还缺乏相应的规范。一方面，基层医院对患者缺乏从发病到治疗的一系列过程的记录，造成病情数据不连贯，给医生的诊治带来了麻烦；另一方面，许多大医院往往不认可下级医院的检查结果，也给患者造成不必要的花费。国家应加大对专业人才培训的投资，着力解决基层专业人员短缺问题。

　　（本报记者郑灵巧  韩  璐整理）

　　专家建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春明教授：

　　应开发糖尿病防治社区适宜技术

　　众所周知，合理膳食与适当运动相结合，是保持健康体重、预防控制糖尿病的最有效方法。但大部分人却不知道如何控制体重，怎样吃出健康。糖尿病社区适宜技术给出了对糖尿病患者进行系统管理和行为干预的方法，为社区综合防治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对糖尿病社区适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可提高医务人员糖尿病防治的理论水平和技能，规范社区糖尿病防治行为，提高糖尿病的综合防治效果，降低医疗费用，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同时，要为糖尿病高危人群提供个体化的公共卫生服务，针对其危险因素进行健康指导与干预，定期为其进行血糖监测并随时调整和改进个体干预方案。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李光伟：

　　生活干预6年推迟糖尿病发病14年

　　始于1986年的大庆糖尿病20年随访研究，是由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大庆市第一医院与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的一项糖尿病长期预防研究。6年的研究证明，合理饮食、增加体力活动等简单的生活方式干预，能让糖尿病高危人群的发病风险降低30%~50%。同时，6年的生活方式干预，能预防或推迟糖尿病发病长达14年。

　　糖尿病到底有多危险？跟踪发现，在1986年之后的20年间，当初的对照组有93%已发生糖尿病，17%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另有12%死于其他疾病，44%的人至少经历过一次心肌梗死或脑卒中。这些人在参加临床试验时平均年龄仅为46.6岁。这样的结果更凸显了干预的重要性——糖尿病前期是名副其实的糖尿病高危人群，如果不进行干预，几乎不可避免都会变成糖尿病病人。

　　这项研究带来了很多启示：干预措施要得当，以中等强度为宜；强化时间要足够长，以确保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健康教育要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除了医务人员，政府、媒体都要参与其中。生活方式干预应更早开始，无论高危人群还是一般人群，都应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贾伟平：

　　防治糖尿病需医院社区无缝衔接

　　当前我国的糖尿病防治任务越来越繁重。社区卫生服务是城市医疗卫生体系的最基层网络。糖尿病防治工作越来越需要落实在社区。随着医疗卫生改革的推进及深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将发挥更大作用。对于糖尿病防治，医院和社区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功能定位，制定出量化可行的规范管理措施及流程。在执行过程中以病人为中心，流程通畅，无缝衔接，才能提高糖尿病的防治效果。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陆菊明：

　　大医院应为基层提供技术指导

　　健康教育是糖尿病治疗“五驾马车”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开展健康教育，可以促进社区人群普遍掌握糖尿病防治知识，转变对糖尿病防治的态度并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国际糖尿病联盟已经宣布，2009年～2013年，联合国糖尿病日的主题都将定为“糖尿病教育与预防”。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糖尿病知识的普及程度都远远不够。鉴于糖尿病的低龄化趋势，家庭和学校应当担负起健康教育的责任，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健康意识。

　　在慢病防治的过程中，大医院、专家也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一方面，综合性医院应加强筛查、发现慢病患者的职能，承担糖尿病的确诊工作，并为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制订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为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转来的急症或疑难重症糖尿病患者提供诊断和救治；另一方面，综合性医院要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员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呼吁政府部门对慢病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协调开展工作。 　（本报记者韩  璐整理）

　　论坛寄语

　　陈  竺：

　　科菲·安南：杨文英：

　　中国卫生部部长

　　陈  竺：

　　实施“健康中国2020”战略，是增加经济发展后劲、延续“中国经济奇迹”、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需要。“健康中国2020”在战略研究阶段包含5个方面的专题，在其中之一的公共政策研究中，慢性病防控和健康促进研究占据核心地位。

　　联合国前秘书长

　　科菲·安南：

　　随着糖尿病患者数量在全球的快速增长，因患糖尿病死亡的人数已与艾滋病的致死人数不相上下。但纵观全球，防治糖尿病却面临忽视与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将糖尿病放在优先关注的地位。否则，未来我们很多简单的目标恐怕都无法实现。

　　中国糖尿病学会主任委员

　　杨文英：

　　体重每增加1公斤，患糖尿病的风险就增加至少5%。肥胖人群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是正常体重人群的3倍。肥胖人群中有大约50%的人会患上糖尿病。80%的2型糖尿病患者在接受诊断时有超重问题。

　　世界糖尿病基金会主席

　　安尼·卡布：

　　我们需要尽快掌握应对慢性疾病流行的方法，建立能够有效应对慢性疾病的医疗卫生系统。我们需要一个模式，在基于社区的慢性疾病门诊管理、疾病预防健康促进和基于医院的急诊、三级护理之间建立一个健康的平衡关系。

　　国际糖尿病联盟总裁

　　吉恩·克劳德·穆班亚：

　　国际糖尿病联盟最新发布的糖尿病地图显示，我们没能很好地控制住糖尿病。对于糖尿病的威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孤军奋战来战胜它。要打赢这场与糖尿病的战斗，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齐心协力、团结一致。

　　诺和诺德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索文森：

　　应对糖尿病的关键在于预防、早期发现、保证治疗的可获得性及提高治疗水平。实现这一举措离不开政策的长期支持。

　　印度果阿邦卫生部部长

　　拉恩：

　　今天，印度有超过4100万人患有糖尿病。据估计，这一数字到2025年将上升至8000万人。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认真应对糖尿病及其对社会、经济和民众心理带来的影响。印度政府和企业必须携手并肩，提升公众意识，共同采取行动应对糖尿病。这是战胜糖尿病的唯一出路。

　　《与时间赛跑》作者

　　斯蒂芬·里德：

　　全世界大约有2亿人患有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政府部门应该更加努力，控制这些对全球健康、国家繁荣和家庭生活造成严重威胁的疾病。

　　媒体声音

　　健康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王  硕：

　　宣传慢病防治政策是专业媒体的责任

　　作为一张全国性的卫生行业报，积极宣传国家的慢性病防治政策、及时报道国内外重大科技成果、准确传播有关慢性病防治的信息和知识、大力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是《健康报》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急性传染病相比，目前公众对于慢性病的了解程度还不高。作为专业媒体，《健康报》要在报道过程中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在整合各方力量的基础上，确保慢性病相关报道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把最新的防治理念和最实用的诊疗技术带给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及人民大众。同时，我们还要为报道寻找恰当的角度，实现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国记协新闻发展中心主任王大龙：

　　共同搭建健康传播平台

　　由政府出面组织媒体、专家、患者、企业等社会公众共同搭建一个健康传播平台，有利于实现健康知识的有效传播。

　　在这个传播平台中，媒体是健康知识传播的主力军和重要载体，是连接医务人员和公众及患者的桥梁，可以使健康传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医学专家的参与可以确保知识传播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患者以个人亲身的经历讲述，可提高健康知识传播的感染力；企业的参与，既解决了传播资金的来源问题，也使企业在承担公民责任的过程中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本报记者韩  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