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 伟 
 
　　新医改方案提出：积极促进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适度降低公立医疗机构比重，形成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根据预测，受此重大利好影响，民营医院即将迎来数量迅速增加、规模迅速扩大的第二个“黄金时段”。令分析家始料不及的是，一些地方反而出现了政府“回购”、民营医院“变性”的现象，许多当初卖掉的公立医院，纷纷谋求重归政府怀抱。

　　民营医院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多由私人诊所发展壮大或民间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而来。到21世纪初我国内地正式开放医疗市场，民营医院大量涌现，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期”。当初投资办民营医院被视为商机无限的“朝阳”产业，即使经历了重重的阵痛与迷惘，整体经营状况不容乐观，现成的医院仍是不易轻得的稀缺资源。为什么一度咬牙坚持的民间资本，会在春天到来的“前夜”忍痛割肉，放弃苦心经营的基业呢？

　　市场开放之初，投资民营医院往往能够得到地方政府“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最早吃螃蟹的投资者的确也有不少淘到了第一桶金。政府的优惠政策和盈利的示范效应，使大量民间资本踊跃入场。一旦项目“落地”，投资者很快发现不仅当初的承诺无法兑现到位，甚至因为“公私有别”受到了种种针对性限制，比如政策扶持不够、人才设备引进受限、税收负担不平等、监管尺度不一致等。事实上，民营医院发展的第一次“波峰”离不开两个特殊的环境背景——基层政府全民“招商引资”的政治热情和一些地方“市场化”大旗下的“卖医院”风潮。当时有许多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均承担招商引资任务，完不成指标，部门主要负责人就会受到问责。对本不涉足经济领域的卫生行政部门来说，最大的引资来源就是民营医院投资人，于是准入门槛一降再降甚至敞开闸门放水养鱼。而“卖医院”在一些地方成为医疗改革标志的时候，基层政府既能甩包袱又能赶潮流，自然乐于“卖光”、“送光”。所以当时的繁荣景象是带有水分的，只能“风光一时”，比如备受关注的民营医院总资产问题，里面既有实实在在的资金，又有进进出出的账面游戏，还有以新旧程度不一、质量良莠不齐的仪器设备充抵的部分，甚至未曾兑现的“空头支票”。但民营医院愿意用总资产标榜雄厚实力，地方政府乐意用总资产体现引资成果，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用总资产展示改革政绩，心照不宣地共同放大了民营医院发展的第一次“波峰”。

　　禁不住诱惑的短期投机者大量入场后，才意识到生存环境的严峻——为避开公立医院的传统优势领域，小规模的民营医院不约而同地选择“小专科”模式，集中发展“疑难杂症”、男女专科、性传播疾病等“下三路”业务。由于医疗人才方面先天不足、后天受限，为迅速聚拢人气不得不饮鸩止渴，靠虚假广告的狂轰滥炸欺骗患者。随着广大群众日趋清醒，渐渐失去了病源。且多数民营医院经营模式、业务范围同质化严重，形成了自相残杀的惨烈局面。具有一定规模的民营医院同样受制于“人”，在人才引进、职称晋升、科研立项、邀请会诊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使其难以形成稳定的核心竞争力和理想中的规模效应，许多时候都是在赔钱赚吆喝。

　　资本“逐利”的本质决定了投资者不会把举办民营医院当做不求任何经济回报的慈善行为。而经营困难是许多民营医院始终未能摆脱的顽疾，一些民营医院甚至依赖总部从其他部门调拨资金才能维持基本运行。2007年下半年，在国家新一轮收缩型宏观调控下，民营企业资金链普遍吃紧，2008年又遭遇了全球性经济危机冲击，资金运转更加艰难，已没有能力或意愿继续为长期亏损的医疗“子产业”输血。与此同时国家大幅度增加对医疗行业的财政投入，但补供方的受益者主要限于公立医院，补需方民营医院由于医保定点限制同样无法分羹而食。而公立医院即使管理、服务效率没有大的改进，在政府补助下也完全有能力用低价服务渐渐收复被民营医院“低价策略”占据的市场份额。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必须实施壮士断腕式的“战略抉择”，集中力量保全优势业务，整体长期亏损、未来预期看“空”的民营医院显然归入了被舍弃的劣势业务范畴。

　　新医改方案让更多的民营医院嗅到了春天气息，但民营医院的前景是否就此一片光明，发展是否就此步入坦途，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乐观而谨慎的理性态度。毕竟，前车之鉴犹在；至少，不能重蹈覆辙。